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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发扬大禹精神 一生为国除害为民造福

李永鑫

2018年05月24日15:54    来源:人民网

  大禹,是中华民族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勤劳、勇敢、智慧的代表。大禹劳身焦思、艰苦奋斗,因水之力,改堵为导;造井示民,赏功诛恶;纳言所谏,举贤任能;沐首捉发,严以律己。传说,大禹“葬会稽”、“禅会稽”、“朝群臣于会稽”,与绍兴有密切关系。周恩来故乡绍兴,自幼就多次听父辈说过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立志根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以及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刻石颂秦德的故事。他深受大禹公而忘私、为民、忧民精神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民为民思想的种子。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自重庆辗转来到故乡绍兴,出于对大禹的敬佩,特地转道赴禹陵,瞻仰大禹像,对大禹为征服洪水,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倍加赞扬。他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尽。并和族人、亲友在通往禹王庙大殿的百步禁阶上合影留念,以示对大禹的纪念之情和崇敬之意。周恩来对大家说:“大禹在人类向大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大自然作战是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他们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人民的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周恩来离开绍兴后,于4月2日又以怀念故乡之情,特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感想,其中强调:“绍地民族精神之史略,如大禹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精辟地论述了自然科学工作的环境、自然科学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的联系和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与前途等问题后,深情地说:“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了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恩来始终崇敬大禹,热衷于颂扬大禹精神。我们通过对大禹精神和周恩来精神风范的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共通之处。

  以济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天下”,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词汇,它比“国家”、“民族”等词汇有着更为丰富、广大的内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历代的志士仁人,无不以济天下为己任。而大禹堪称为第一人。按古籍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盗”。可见,当时的洪水灾害非常严重。

  古籍又载,在四岳推荐下,尧命鲧去治水,“九载,绩用勿成”,“功用不成,水害不息”,舜“观鲧之治水无有形状,乃殛鲧于羽山”。

  鲧是禹的父亲。大禹是在父亲治水9年无成被杀后接受治水重任的。任务艰巨也是明摆着的,否则,鲧也不至于治了9年而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局面,倘使没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有勇气承担这个重任的,禹却承担了这个重任。而禹作出这个抉择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大禹自己说:“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苍生”。由此可见,以济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核心或思想基础是爱民。以天下苍生为念,以为全人类谋幸福为人生奋斗目标,这是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的基本生长点。

  周恩来也是如此,1922年他在一文中写道:“共产主义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世界上只有共产主义“能使中国民族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于是他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以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1922年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认的主义 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只要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从此,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以共产主义事业为己任的周恩来视国家管理的“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府与人民的沟通和共治。因此,他一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心里时刻惦记着人民,他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

  正是基于上述观念,周恩来对人民恃德恃诚,从不高高在上,始终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欺压百姓的霸道作风。他自己总是视民如“天”,对人民怀着一种深深的道德责任感,怀着一种强烈的深厚的感情。在对国家的管理活动中,人民的任何一点疾苦都会引起他的切实关注;任何一点对人民要求的不重视,他都会认为是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对在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粗疏,他都不能容忍。他胸中始终装着亿万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因而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到安排老百姓的生活,周恩来时时处处能够考虑到人民的需要。

  周恩来既操劳于国计民生,同时也在许多最细微处为人民着想。他关心人民的行路问题。当他得知北京市市内公共交通拥挤,就自己去乘公共汽车,体验群众乘车的困难,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就是这样以恃德恃诚风化天下,怀民而兴邦。他在管理国家中的这种崇高形象,不是纯形式上的刻意追求,而是与人民心灵相通的内在精神自然流露;不是宗法制度下的所谓“仁德”风格,而是在为最大多数劳动群众谋利益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

  “公”和“私”虽然也有其一致和贯通的一面,但在道德领域内,二者大都处在相互对立的状态。“公心”、“私心”的力量消长,决定着人们的道德面貌。“天下为公”历来是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最高目标。《吴越春秋》说,大禹为了治水,无暇顾及成家,以至“三十未娶”,后“恐时之幕,失其度制,……因娶涂山”;至于结婚,又“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婚后4天,便告别新婚娇妻,回到治水前线;这一去竟“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以至启生不见父,昼夕呱呱啼泣。”这些都表明,禹为了治平洪水,解除百姓的痛苦,达到了因公忘私、为国忘家的精神境界。

  忘我无私,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的突出特点。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周恩来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周恩来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起,就一直参加党中央的领导核心。1932年底他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的临时中央的排斥,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的,他一直赞成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因此,他力主恢复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说:“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战争,还说:“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

  周恩来从不突出自己,也不让别人宣扬他。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新华日报》上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我国有的驻外使馆中,挂有他的像,他就让把他的像取下来,只挂毛主席的像。他一再坚决不许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旧居辟为他的纪念馆。

  周恩来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工作,是尽人皆知的。仅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他常说的一些话就令人十分感动:

  “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有急事,随时叫醒我。”

  “我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

  “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周恩来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他平时对工作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和拖拉推诿的工作态度,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的同志:“绝对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他对核试验工作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6字方针,也正是他对自己工作的一贯要求。

  他在患癌症不得不住进医院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病情十分严重时,他还要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病危时,他还跟人谈对台工作,心系祖国统一大业。

  周恩来的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突出的表现在他的光辉生命的最后 10年。在那“文革”的狂风恶浪中,他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说:“既然历史把我们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以“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忍辱负重,呕心沥血,顶着风暴,极力挽救危局。当时,各条战线的工作几乎都不能正常运转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铁路交通时常中断,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1972年,他又查出了癌症,但是,他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使他根本不能考虑休息,反而更加争分夺秒地抓起工作来。他心急如焚地对经委的同志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在他奋力拼搏地抢救下,才使得已经极度恶化的国民经济免于崩溃。

  与此同时,他还殚精竭虑,采取多种方式,保护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领导干部、党外知名人士和各行各业著名的英雄模范人物。他自己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人民群众说得好:“周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却又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一生对人民奉献的极多极多,向人民索取的却极少极少。”这是人民对他这样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崇高赞语。

  严以律己,廉洁自律的精神

  大禹个人生活上淡泊廉洁,严于律己。这固然是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同时更多的是大禹本人的自觉行为。对这一点,《墨子》书中有较充分的阐述:“《夏书》曰:‘禹七年水’……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另外,大禹的节俭自律也表现在他的薄葬举动上:“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陷,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墨子认为,大禹“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其节葬并非“忧财用之不足”,而是为了贯彻其节俭自律的生活原则。

  大禹原有饮酒的嗜好,一次他饮了仪狄进献的美酒之后,觉得特别甘美,陶醉之余,忽然惊觉,“遂疏仪狄,绝旨酒”,从此毅然把酒戒去。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出大禹近乎苛求的严以律己的精神。大禹是一个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号令天下,历来有两样东西可以凭借,一是手中掌握的权力、权势、权术;一是个人自身的道德品格。大禹所凭借的当然是后者。这种借以感召大众,凝聚人心的道德品格,归结到一点,就是“严以律己,以身作则”这八个字。一切要求别人做的,都从自己开始。据《史记》记载,大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从而使他的形象具有领袖和榜样的双重影响力。当时的皋陶就下过一道特别的命令,要人民都以禹为榜样,以禹的言行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

  周恩来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周恩来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对国家和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犹如滔滔江河,可他从不居功自傲。他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而著称于世,连西方人也公认他是个善于严格要求自己,并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他也从不介意自己的个人得失。对己严,对人宽,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强调“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同命运。”为此,要坚持“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周恩来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解剖,正确地认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总要进行反思,自我总结,自我考察和评价,其目的是为了完善自己,并对不正确的东西加以约束,以便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掌握主动。他从不文过饰非,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不仅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而且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他总是这样严格地对待自己,直到他要与之创造的一切永别时,他还觉得工作做得不够,内疚不已。他那种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解剖的主体自我意识与实践,不仅在他生前成为促使人们进行自我改造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在他身后,这一崇高风格仍然保持着不可熄灭的余烈。

  在廉政建设方面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廉洁奉公、朴素谦逊的美德。革命胜利前是这样,革命胜利后仍然是这样。

  一方面,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却从不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从不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像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为中国人民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身心和生命。这种高风亮节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使周恩来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赢得普遍仰慕。另一方面,朴素谦逊,平易可亲,不摆架子,不愿表现自己,不想惹人注目,从各方面来约束自己,“不使人感到是领导人。”这两方面的统一,就是周恩来独特的风格之一。这种独具魅力的崇高风格,同马克思、列宁的伟大风格一样,是以往人类历史上一切“英雄伟人”和“圣贤豪杰”所不可比拟的。

  周恩来身居高位,可他绝不允许自己的亲属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他还专门给亲属规定了10条家规。

  周恩来出差,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带一只旧行李箱。里面放着一床薄薄的被子,一条旧毯子,一个枕头,两件睡衣,外加洗漱用具,而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新的,也没有一件是高档的。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功绩是这样伟大,但他老人家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本色。

  实事求是,因势利导的精神

  大禹治水成功的重要之点是实事求是,因势利导。他不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实际;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注重实效;不因循守旧,而是富有开创精神。他总结前人的经验,尤其是失败者的经验,采用一套符合实际的疏导之法,引洪水入大海,终于获得成功。《孟子》中多处记载并赞扬了这种疏导方法,如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谙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就是说,按照水势就下的规律加以疏通,使之注入江海。这种疏导方法,不仅利于治水,而且对于治国治民也具有借鉴作用的。

  周恩来“冷静”、“合理”、“实际”、“决不行险侥幸”,斯诺这些词用得十分贴切。的确,周恩来从来不是那种只凭主观想象或一时冲动就采取行动的人。他总是苦苦地追求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所严格地合乎实际,而且以此为准则,时时审慎地检查自己的工作。可以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理解周恩来的思维方法的一把重要钥匙。

  周恩来强调,管理中国这样一个仍不发达的农业大国,并争取在几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他告诫全党同志和自己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种“戒慎恐惧”、“临事而惧”的管理心态,使他以真诚的“务实”精神去努力解决“几亿人民的温饱”,“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这个最大、最重要、最实际的问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周恩来的“务实主义”是“奉行一种经济逐步现代化的政策”。这正是周恩来管理国家的意识中心,它支配着周恩来在操持政务26年中始终保持审慎务实精神,始终保持对“民生温厚,衣食丰足”的切实关注。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多次反复强调的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科学态度。他说:“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在“冒进”中,周恩来“敢于抗大流”,敢于对那些头脑发热的领导泼冷水。他让秘书范若愚查找马克思的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他认为,大抓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做是太过分,否则就会重蹈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覆辙,忽视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

  周恩来有清醒的头脑,敏捷的思维,聪颖的才智,过人的胆略和果敢决断能力。在一生的奋斗中,他既同党外的敌人斗,又同党内的错误斗,并领导过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多方面、多形式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坚持革命原则,毫不让步和动摇;又灵活地运用策略,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在与民主人士和派别的交往中,他把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得恰到好处,使别人无懈可击、无计可施。其中最出色的要数外交谈判了。新中国建立后,为改变我国孤立的地位,周恩来多方寻求与尽可能多的国家改善和建立关系,最后终于逐步打开了关闭的国门,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知人善任,尚贤使能的精神

  大禹认为,治国之道重在知人安民。他曾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禹举益”传说就是他知人善任的一大佳例。据文献记载,大禹在禅让问题上也与尧、舜一样,坚持尚贤使能的原则。《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援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不仅如此,大禹还礼待“有道之士”。如《吕氏春秋·谨听》:“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道乎己之不足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妙语“惟才德皆备贤士也”“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古人的议论。周恩来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强调对各色人才的吸纳和利用,但是这种吸纳和利用,是求贤不求全,若求全责备,则人才难得之。

  在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共同奋斗的周恩来看来,为了实现整体共同目标,就要广泛吸纳人才,包括有缺点、有过错的人才。他认为,只有广纳贤士,兼容万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周恩来强调对各色人才的吸纳和利用,但是这种吸纳和利用是通过求贤不求全来实现的。古人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周恩来深谙其中的真谛,他坚持德才标准,但并不过分看重有才干的人的弱点。对贤者,他主张要看本质,看大节,看主流,不能求全责备。对海外游子,对具有不同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认为也要看大节,也不能求全责备,在周恩来关怀下,像钱学森、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纷纷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担任了要职。

  周恩来求贤,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贤者、能者的过失,不计前隙。即使是对曾经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也能以海纳百川的宏大气度,广纳兼收,委以重任。周恩来就是这样求贤不求全,纳贤任能,能够在为国为民的共同基础上广纳兼收,最终能够服人,团结人,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贤者,携手并肩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得出,周恩来与大禹精神是密切相连的。以大禹为代表的传统优秀民族精神是周恩来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这里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大禹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神的思想,而是一种集合。中国数千年的伦理型文化范式,决定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的文明的聚合。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整体上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的。而大禹治水,是华夏部族习俗道德活动的反映,它在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聚合和奴隶制国家雏型的孕育过程中,竖起了一块坚实的界碑。

  大禹,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纯粹传统中的人,而是中国上古时期杰出的氏族部落首领。大禹治水,为后世留下了千古佳话。大禹精神是大禹及其古代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过程中的道德沉淀,是中国的脊梁。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大禹形象的复原和再现过程中,先秦时期的典籍记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主要追述了大禹的生平事迹以及历史贡献,而儒、墨、道、法等诸子著作则在编制大禹历史面貌的同时,更按自己学说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大禹形象的事功进行价值层面的判断和评估。在他们所复现的大禹形象中,历史和现实是沟通的,本相与理想化人格是重合的,即在反映大禹本来面貌的同时,注重在大禹的身上投入时代的影子,寄托自己的理想,使大禹的文化精神超越时间的界限,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获得再生和升华。大禹作为古代君主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通过先秦诸子的具体诠释而基本得以确立的。大禹精神不仅由大禹本人的辉煌业绩所产生,还包括了后人在漫长岁月的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和提炼,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优秀民族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

  周恩来与大禹精神作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周恩来十分注意弘扬我国优秀民族精神。大禹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集中了几千年人们对道德的理想,周恩来十分推崇大禹精神,显然是认同大禹精神,并致力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及其美德,为中华民族创造更新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二、周恩来把大禹精神发扬光大。周恩来与大禹的一生都贯穿着公而忘私的精神和爱民为民的思想,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发扬大禹精神,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努力使大禹精神在自己身上充分体现,发扬光大,使自己一生为国除害,为民造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敬佩。三、周恩来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传统美德相结合。周恩来的道德观,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他自身具有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精华交互作用的结晶,即大公无私与仁厚纯朴的结合,再加上渊博的学识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作用,造就了周恩来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爱国、为民、公心、无畏、民主、刻苦、勤政、谦恭、刚毅、豁达、平和,他的道德丰满、辉煌而崇高,他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形象是一座巍然丰碑,达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市社会科学院)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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