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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甄小英

2018年05月24日15:02    来源:人民网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人民群众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特殊的爱戴。张爱萍在谈到周恩来时,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每当想起周恩来,就从心底产生一种意念:含辛茹苦,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他以自己的无私无畏和赤热坦诚赢得了深厚的友情和广泛的尊重。的确,在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爱戴方面周恩来是最富有的。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周恩来能得到人民那样广泛、挚烈的爱戴和深切而持久的怀念?这不仅因为他为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具有极为高尚的品德,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的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是率先进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中说: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宇,一个不朽的名字。”“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周恩来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用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谱写了一部活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德典,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精神境界、思想作风,完美、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中国人民心中,在世界人民面前矗立起一座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浩然正气和精神风范的丰碑。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刘仲容先生讲:“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许多人是通过周恩来展示的这种精神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社会主义,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我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过去信奉上帝,她说:“那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寄托,追求一种高尚的做人准则。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周恩来展示的这种精神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他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

  人们把周恩来身上充分展示的这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范亲切地称为“周恩来精神”。研究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不能不研究周恩来精神。

  周恩来精神是如何形成的?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英雄,这与他经历的长期、复杂、艰难曲折、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紧密相连。研究他进行党性修养的主要特点、正确途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学习继承周恩来精神是会有很大启发的。

  主要特点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自觉性、持久性、实践性、彻底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一)自觉性。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对共产党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和内化;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在动态中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不断开创实践和认识新境界的过程。党性修养主要不是靠外力、更不能靠强迫,而主要是靠调动党员内在的积极性,通过自强、自律实现党员的自我完善。因此,党性修养贵在自觉。周恩来是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榜样。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高举起“革新”与“革心”的旗帜,把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紧密结合起来。1943年3月18日,他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建国后,他担任开国总理,身居高位,深受群众爱戴,但仍然“戒慎恐惧”地工作,自觉地完善自己。他多次对党员干部讲:“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①就是在他给邓大姐的信中,两位老共产党员也是互相勉励:“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哪!”②

  周恩来进行党性修养的高度自觉性来自他对党性修养的科学内涵和党性修养必要性的深刻认识。

  他把加强党性修养看成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担负着改造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阶级,才能改造其他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③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也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因此,他把进行党性修养看成共产党人成长为成熟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修课。他说“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④“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⑤人人需要完善自己,包括伟大的领袖人物也不例外。一个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⑥共产党人担负着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他们应该在各方面做出榜样。站在这样的高度,他提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⑦

  (二)持久性。周恩来不仅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人人要修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他认为党性修养“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是一辈子的事”。首先,因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所以,要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不然,“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⑧再次,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而且要建设新社会,要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本领,要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够,“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⑨所以,“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⑩正是在坚持不懈的自我完善中,周恩来登上了共产党人道德人格的巅峰。

  (三)实践性。周恩来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党性修养。他对领导干部讲,“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11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

  这种实践性还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相接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当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时,就决心用鲜血和生命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1922年3月给觉悟社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还在诗中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12他一生中都坚持了这种知行统一、注重实践的原则。凡是要求党员、群众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群众不做的事,他首先不做。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1961年与文艺界谈到改变作风时,他讲,“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13他曾对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部长和负责人讲,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一关是亲属关,“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那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14在处理亲属关系方面,他也是首先从自己做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不仅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属谋取任何私利,而且对亲属提出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建国初期,党内外都有人提议邓大姐到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周恩来讲:“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颍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颍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总理给下压了一级,改为6级。1974年一些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邓大姐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是周总理压下来了。1963年周总理到杭州治病,邓大姐不放心,陪着去,邓大姐的食宿费都是自费按标准交的。他的侄子周而辉曾在北京一个大学当教员,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有关方面把他的妻子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总理知道后,动员侄子带头响应党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后侄子、侄媳妇双双调回淮安工作。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去建设边疆,他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插队,当了牧民。后来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领导干部担负着宣传教育群众的任务。宣教工作如何有效?一靠讲的是真理,人家才信服;二靠人格,自己身体力行,才有号召力。否则,说一套,做一套,那只能是“台上你讲,台下讲你。”有些领导干部总是以改造别人自居,“党性修养”、“为人民服务”虽然挂在嘴上,但都是说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干的,自己并不实行。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15

  (四)彻底性。这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进行党性修养的“严格”、“全面”和“透明”方面。

  周恩来终生按照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和共产主义精神要求自己。一丝不苟,“严”字当头。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他多少次出生入死,锻造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大智大勇。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国人把他称为“全天候”总理。他办公室那彻夜不息的灯光,已成为共产党人奋发向上、忘我工作的象征。“文化大革命”中,他身患癌症,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局面,尽量减少损失。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嘱咐叶帅千万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权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他支持邓小平复出和搞全面整顿,为人民的事业耗尽了最后一丝心力。在生活上,他始终以普通百姓的标准要求自己。困难时期,他和群众一样吃树叶打的小饼子,吃“小球藻”。他是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出国访问穿的内衣上还打着补丁。而他交党费,一次就交了3千元,有一次一下交了5千元。他上公园自买门票。看电影,买了票,悄悄坐在后排的观众席。他看病等因私事用车,总是按规定交汽油费。到工厂、大学视察,和群众一同在食堂排队买饭吃。他从来不收礼。家乡淮安托人给他带来一点藕粉、莲子和小工艺品。他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了淮安县委,并附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严格执行,还邮汇了 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所送礼品的价格。他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而这种“严”,是为了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保党的政治影响”。他深知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又是群众观察党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旗帜,因此,强调“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要起模范作用”。16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自律中,他成为了全党楷模。

  “全面”主要指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在德才学识各个方面,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理论、内政、外交、统战等等各个领域都按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目标完善自己;无论人前人后,特别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按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在政治家最难处理好的“名”“权”“利”的问题上,他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完美地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他“重名誉,淡泊名利”。珍视共产党人的名誉,但把个人的名利看作身外之物。生前不希望宣传自己,身后不保留遗体和骨灰。他有很强的执政意识,但是,终生是为争取和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而奋斗,从来不争个人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让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指挥红军的行动。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来全权指挥,而且此后,他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全心全意支持和协助毛泽东工作。这反映出他“立大志,不存大己”,把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热爱生活,反对禁欲主义,承认革命的“功利”,但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锤炼与完善,使他不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

  “透明”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曾讲过,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够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要看他还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领导者犯了错误,不仅要作严肃的自我批评,坚决改正,“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而且“还应该公之于众”,“这样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17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对干部公开,而且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及青年人讲,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有人要求总理给写本书时,他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过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犯过的错误,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有的人害怕公开作自我批评会丧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来认为“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18“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19

  (五)开放性。周恩来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学贯中西,智慧超群,这与他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不仅饱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子百家的书都读过,而且研读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著;不仅注重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且注重吸取当代人的智慧,东渡日本,西赴欧洲,接触研究了当代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特别是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不仅学习各种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他的数学、英语、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学得很好。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都敞开胸怀,博采众长,吸收、消化、提炼、扬弃、升华。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原则,指出,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长壮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创造”。20正是开放性的学习、修养,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又有西方的精细;既有东方的综合思维,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21既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被尼克松称为是多种金属铸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种单独成份都坚强有力。”

  其次,他反对自我封闭、自我隔离。坚持敞开思想,置身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吸收群众智慧,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各种人的接触交往中,加强党性修养。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就给自己规定了“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他一生中交了无数的朋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诤友。在与群众的交往中,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送去了党的温暖,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又了解了真实情况,听取了群众的呼声、意见和批评。他从群众中不断地吸取着营养、力量、智慧、朝气和创造精神,所以他永远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永远年轻。

  (六)科学性。针对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响和错误认识,周恩来在讲话中从多方面强调了党性修养的科学性。他强调“思想改造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搞运动。思想改造也需要帮助,但“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要促膝谈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抓辫子,打棍子。对于一些错误,“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要‘一看二帮’。”“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不要搞唯成份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但不能随便的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22他强调党性修养不能“空谈政治”,红与专不能有所偏废,要重视业务修养。“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另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我“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23他还提出要研究各类人员增强党性和改造思想的规律,比如,“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方面互相联系,“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24

  正确途径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党性的楷模,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给自己规定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第二条是“努力工作”,第三条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时,他也很重视学习各种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建国、治国的本领。通过学习掌握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努力工作”是指党性修养要以实践为基础。离开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盲目乱闯“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25脱离实践的理论,没有任何用处。党员只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提高觉悟,克服缺点,增长才干,完善自己。艰苦的环境、困难的工作是干部成长、成熟的催化剂。第三条就是讲要善于总结。总结就是以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并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得出的新观点、新结论丰富和发展理论,开创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发现和创造”的重要环节。总结有多种方法:“自省”,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以及我们现在搞的干部述职、党员评议等等。总结是实现一次次思想飞跃的新起点。学习、实践、总结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又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推动社会前进,也自觉地推动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

  科学方法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一条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科学的方法,如“五个结合”,对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这正是他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一的结果。现在有些干部只知道改造客观世界,从来不改造主观世界,虽然也可能在工作中作出一些成绩,但是,一是不能持久,往往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二是难以提高,甚至会走向反面。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行。改造客观世界,必须勤政;改造主观世界,当前特别需要做到廉政。这第一个“结合”,是任何想成长为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读书与实践相结合

  周恩来知识渊博,才华超群,功勋卓著,是他一贯坚持读书与实践相接合的结果。有些干部只知读书,轻视实践,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学习一点皮毛,甚至成为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有的干部轻视理论,盲目实践,长期不读书,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要想成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这第二个“结合”。

  (三)改造自己与完善自己相结合,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与学习新知识新本领相结合

  一些人把党性修养仅仅看成是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不注意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所以,虽然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周恩来始终把学习新知识、新本领,改善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修养的重要目标。把克服错误思想看作完善自己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这种对党性修养内涵的科学理解,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对我们澄清党性修养认识上的误区,正确地进行党性修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周恩来是严格自律的模范,也是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的模范。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旁观者清”。因此,要“过集体生活”,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交,犯大错误”。26因此,经常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把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可避免犯大错误。

  (五)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立足点很高,着眼于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着眼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正确地制定和组织实施党的路线。但是,他又是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正是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按党性原则办事,时时事事用党性原则要求自己,使他成为了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领导人。现在有些干部天天讲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但是,又照样用公款大吃大喝,还认为这是“小事”。正是在这一件件的所谓“小事”上放松自己,所以他们永远也达不到“完全”、“彻底”的境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起自平台,要成为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坚持“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周恩来精神”,像他那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 释:

  ①、③、④、⑤、⑦、⑧、⑨、⑩、11、13、14、15、17、19、20、23、24、2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4页、第359页、第333页、第368页、第368;425页、第423—425页、第368页、第425页、第426页、第324页、第426页、第368页、第60页、第128页、第343—344页、第368;328;334;327页、第342—343页、第176—177页、第17页。

  ②、12、《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557页、第 46—48页。

  21、《业绩·方略·情怀》第414—415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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