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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党性修养:当好人民勤务员 树立新风气

夏晓明

2018年05月22日16:17    来源:人民网

  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向来是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所谓党性,即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最本质的特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性是其灵魂和本质。能否坚持党性,关系到党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因此,加强党性修养十分必要。在坚持党性原则和党性修养上,周恩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完美的典范。作为党的领袖人物,他不仅身体力行党性原则,并且在自觉地规范自己和教导别人的过程中形成丰富的党性修养思想。早在青年旅欧期间,他就要求中共旅欧支部党团员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成劳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①以自己鲜明的党性与其它形形色色的政党及派别严格区分开来。回国后,他一以贯之地重视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他一再强调对党员“要求有高度党性”,②“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③在党性修养中保持思想纯洁、政治坚定、作风清正。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上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即使在今天看来,周恩来的党性修养思想仍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系统地挖掘和总结周恩来的党性修养思想,对于当今党性修养和党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党性修养的起点:改造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每个党员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思想纯洁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内在要求。然而在周恩来看来,在事实上“一个同志一旦入党,那只是他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不一定完全入党”。④为了成为成熟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顺利地过“思想关”,每个党员都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的任务。由于“思想是先驱”,⑤思想“是指导”;⑥因此,改造思想成为党性修养的基础和起点。

  怎样改造思想呢?首先,共产党员要有改造思想的自觉性。他说:“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⑦“自觉改造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党内外皆然。”⑧这种自觉性来自于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在周恩来看来,思想改造之必要有二:其一,从横的周围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处在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党员不可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为此要经常地进行思想改造以保持党员思想纯洁。他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⑨其二,从纵的时代发展来看,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党员的思想若要不落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进行不间断的思想改造。他说:“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10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认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11

  其次,共产党员要把握思想改造内涵的准确性。对于思想改造的内容,周恩来早在1943年就指出:一个好的领导者首要一点就是“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12后来,他明确指出:“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13这里,周恩来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方法论问题作为党员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中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是有其确定的“框子”,我们要准确地把握它,既不能形而上学地扩大它,也不能消极地缩小名或取消它。这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内涵上,涉及到十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中的思想路线问题。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指出:反科学的主观主义学风“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因此,在这个学风问题上,周恩来反“左”防右。但比较而言,他更注重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风。他明确指出:“极左思潮形‘左’实有、空洞、极端、形式主义……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14因此,他提倡不唯书、不唯上,反对盲从,主张独立创新的思考。他说:“对一切问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思想懒惰训练不出品质优良、有坚强意志的共产党员。”15

  再次,党员要注重思想改造方式的律己性。周恩来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方式”。但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批评”的一般公式不同,他很早就提出“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接受批评”的公式,把自我批评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思想改造首先是自我批评,第二是互相批评。”16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能进行自我批评,不能严于律己,是没有资格批评和改造别人的。因此,思想改造方式,首先从我做起,“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17思想改造的律己性,除了首先“批评自己”,还要“接受批评”。周恩来要求党员要勇于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如果脸红脖子粗,不接受批评,就是没有修养。……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批评,尤其是青年团员、共产党员,如果有人批评我们,更应该认真听取,检查自己”。18

  最后,共产党员要把握思想改造途径的多样性。思想改造的根本途径在于学习,周恩来不仅把“加紧学习”19作为自己的修养守则,而且把“要有学习精神”20作为党员及其领导者的基本要求,他在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时,特别强调要学习毛泽东的“学习精神”。21学习是多方面的。其中,“要经常地向三个方面学习:一是要向群众学习,二是要向书本学习,三是要在实际斗争中学习”。22在周恩来看来,党员在思想改造的多样性学习过程中,至少要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其一,处理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习历史、学习外国的关系。周恩来十分重视党员的理论修养。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他最早地从党的理论基础方面来分析我党路线的正误,并把“加强党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23作为提高党员党性的重要途径,他的这种主张此后也是一贯的。同时,周恩来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学习历史、学习外国结合起来,他说:“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24因此,他主张学习历史,认为“中国人不讲历史总差点劲。毛泽东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25同时,他也主张学习外国,认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尽管以往的社会制度一再改变,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总是有自己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真正吸收。”26他进而指出:要敢于直接面对世界各种思想,因为“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不使人们进行各种思想的比较,怎么能够认识正确的主张、正确的意识?”27其二,要处理好学习政治理论与学习业务知识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要求我们党员及其干部更多地懂得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业务知识。因此,他说:“学习政治我赞成,但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28周恩来十分重视现代科技的作用,正如英国作家韩素英所指出:“周(恩来)跟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比起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员。他懂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29为此,他特别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重视知识分子,并提高自身的科技素养。他说:“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只要我们认真地钻进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学会。”30并且指出:学习政治理论的效果如何,最终落实到业务中去。在大讲政治挂帅的“文革”时期,他明确指出:“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31其三,要处理好学习书本与学习群众实践之间的关系。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是需要长期的教育和斗争,“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32“要在实践斗争中学习。”33这种实践主要是群众的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落到实处的重大问题。因为只有深入到群众的活生生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因此,周恩来告诉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34又说:“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35

  党性修养的关键:站稳立场

  周恩来认为,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先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问题。政治立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36政治立场是一个政党党性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的立场”、“人民的立场”,而且要升华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自身党性的标志。因此,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党员党性修养的关键。然而,在周恩来看来,“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和思想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37因此,每个党员都要面临着如何站稳立场问题,面临着如何过“政治关”问题。

  怎样才能站稳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呢?周恩来指出:“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38因此,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需要长期的摸索、学习、锻炼,需要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政治态度和政治宗旨、政治组织性和政治纪律性、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经受考验。具体地说:

  其一,在政治方向和信念上坚持共产主义,是党性标志的首要点。早在他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入团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旗帜是需要以鲜血来染她,共产主义前途是不可坐等而来的,要把共产主义远大方向落实在具体的路线和策略中,而这种路线和策略应当是符合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如他当初旅欧时所强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39因此,他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共产主义实现的急躁情绪,把明天的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另一种是忘掉了共产主义方向,忘掉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针,迁就或同化于人家,犯右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民主革命早期,周恩来就指出:“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40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提出了近似当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即: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性,指出:“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41因此,忘记了大方向的共产党员,当然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以年月计,实际上“现在不好‘算命’。”42因此,脱离了党在特定阶段下的现实路线的共产党员,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其二,在政治态度和政治宗旨上,在坚持“爱憎分明”态度的基础上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周恩来认为,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在此基础上才能“爱憎分明”,爱人民,恨敌人,如鲁迅那样:“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惧,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43这种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我们党的政治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44他经常教导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15建国后,他特别反对党员和干部的蜕化,认为党员及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自己毁掉自己,因此,他强调:“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46,他一再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同群众甘苦,共命运。”47他指出:“‘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48其实“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49他针砭社会上不良现象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50

  其三,在政治组织性和政治纪律性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早在旅欧期间,就要求党员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既反对极端民主化,又反对奴隶主义,他说:“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51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强调加强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在反对家长制形式的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认为极端民主化“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52把“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作为党员及领导者一个基本素质。43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和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34周恩来认为,无论是民主还是纪律,都是以增强党的团结和维护中央权威为前提,因此,“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的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55那种山头主义、派别主义是绝对不符合党性原则的。

  其四,在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上,党员必须要达到很高的程度。在革命战争时期,他要求党员及其领导者“注意大事”、“提高政治警觉性”,“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56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要求党员要排除庸俗的空气,要使政治空气浓厚起来,而“政治空气首先要求要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二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政治空气浓厚。”57同时党员要加强政治鉴别力的锻炼,特别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就需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58和平时期建设的艰巨任务要求我们党员特别是领导者更要加强政治分辨能力,反对那种只埋头事务、忽视政治的事务主义者,他说:“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呢?”59

  党性修养的展现:持正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立场必然通过党员的工作上生活上的风格、风尚和风气反映出来;作风正派、讲正气,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的重要体现。由于党员的作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我们整个社会风气的正邪,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中的作风问题。特别在中国,旧的风气和习俗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周恩来曾说道:“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80在他看来,尽管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事事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容易这样做。因此,每个党员和干部做到作风上的清正,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对于一名党员及其领导者来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风清正起来呢?他曾概括地说:“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61具体地说,清正党的作风是多方面的,在周恩来看来,党员在作风上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在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情趣高尚,气正志远。周恩来曾要求我们党员要过好“生活关”。62“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艰苦朴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际,周恩来一再告诫道:“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裳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63建国后,他强调:“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64在精神生活方面,周恩来要求党员:“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65又说:“人的生活要充实一点,精神更要舒畅一点。文艺生活总是要有的,但是我们的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养,把教育寓于文化娱乐之中。我们的文艺节目要有教育意义。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66

  其二,在工作上,既讲革命热情,又讲实事求是;既要不畏困难,又要临事而惧。在工作态度上,要求我们每个党员和干部要有革命热情,他说:“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67其中,他所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做”68即是革命热情的集中体现。同时,要把这种革命热情与求实态度结合起来,求实态度即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说是:实事求是”。69特别在经济工作中强调实事求是,他说道:“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或没有把握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70他反对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而片面强调精神力量的做法。指出:“精神估计够了,还要讲物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不行,要两条腿。”71在工作方式上,要求我们党员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共产党人就是为了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72又说:“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73同时,要把这种无畏精神与临事而惧精神结合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要求党的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地工作。”74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认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65

  其三,在社会关系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在个人与他人关系上,周恩来讲究团结,严己宽人。他在1949年4月全国青年团一大会上指出:共产党青年团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过程中,“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76以后,他又说:“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以责人’,对共产党应该要求严些。”77特别对于党的干部,更要严于要求自己,因为身为领导,“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领导者要反对社会关系上的“裙带作风”,反对“一人作‘官’,全家享福,一个得道,鸡犬升天,”78他呼吁领导干部在过好“社会关”、“亲属关”中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79在个体与整体关系上,坚持整体优先,大局为重。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要求从全局出发,俗守尽职,“无论在那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80为了大局,他要求“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81即所谓“照顾大局,相忍为党。”82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在经济建设中,更要有整体观念,“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念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83

  当然在周恩来看来,党性修养中的思想问题、立场问题、作风问题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构成周恩来党性修养思想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中,立场问题决定着党性修养的性质;思想问题是立场问题和作风问题的根源,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的解决要从思想观念上挖根;作风问题是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证验和体现。因此,思想问题、立场问题、作风问题如树之根、干、叶,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探讨周恩来的党性修养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周恩来完美人格和崇高精神的形成因素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周恩来作为中外现代史上最有光彩的少数人物之一,他在人格和魁力上获得了人们的真诚敬仰。所有这一切,首先应当归功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诚然,深厚的民族传统的优秀气质是形成他完美人格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事实上,周恩来把作为中国人的品性和作为共产党人的品性炉火纯青地熔为一体;在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正是在作为共产党人所应具有的思想纯正、立场严正、作风清正这些品质的基础上,才使他作为中国人的民族特有气质得到了真正的升华和无遗的展现。因此,探寻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的党性修养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周恩来完美人格的意识基础。

  同时,探讨周恩来的党性修养思想,对于我们当前正在继续进行的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除非共产党自己毁掉自己。正如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一2月21日)》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巩固共产党的堡垒,当然需要法制和监督,但基础在于教育,在于党员自身的党性观念和党性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标本兼治。加强党员的党性意识和党性修养,刻不容缓,越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和改进开放的进程,越是对党性修养和党风建设不可有丝毫松懈。当前,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再次号召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继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育”。这正是我们党重视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的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讲学习,主要是改造思想,使党员真正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讲政治,关键是站稳立场,使党员在方向明确、组织坚固、能经受风险的基础上真正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正气,核心是持正作风,使党员具有艰苦创业精神,拥有一身浩然正气,敢于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从而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当前“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但在本质上与周恩来强调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持正作风的党性修养思想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周恩来的党性思想修养为我们当前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加强党性党风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资鉴,周恩来的党性修养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光辉。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注 释:

  ①、51、82、参引《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第2页、第5页、第45页。

  12、19、20、21、23、34、43、52、53、62、74、76、8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8页、第125页、第128页、第342页、第12页、第131页、第52页、第240页、第9页、第128页、第362页、第132页、第328页、第282页、第132页。

  ②、③、④、⑤、⑥、⑦、⑨、⑩、11、13、17、24、25、26、28、30、35、36、37、38、41、42、44、46、47、49、54、55、56、57、58、59、60、61、62、64、65、66、67、68、69、70、72、73、75、77、78、8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92页、第126页、第327页、第332页、第341页、第368页、第425页、第424页、第335页、第423页、第327页、第368页、第470页、第197页、第343页、第188页、第345页、第65页、第67页、第61页、第96页、第335页、第241页、第119页、第421页、第267页、第91页、第121页、第130页、第92页、第103页、第419页、第81页、第153页、第427页、第427页、第427页、第427页、第422页、第423页、第350页、第190页、第314页、第406页、第409页、第394页、第420页、第426页、第145页。

  ⑧、45、7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98页、第761页、第 633页。

  14、25、31、48、5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2页、第492页、第542页、第257页、第260页。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3页。

  16、18、22、32、33、《周恩来论人生》第158页、第64页、第132页、第58页、第132页。

  29、(英)韩素音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19页。

  39、《周恩来书信集》第40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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