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首页人民网首页|频道首页|网站地图
领袖人物纪念馆>>周恩来纪念网

周恩来为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煞费苦心

马文瑞

2018年05月22日15:46    来源:人民网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体验:一个深受自己爱戴的人,离开越久,思念越深。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留在我脑子里的形象,不仅没有混灭,反而更加鲜明了。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5年冬天。当时他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担负着军委副主席职务,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前,陕北根据地内部发生了“左”倾错误,1935年9月下旬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开始了错误的肃反,我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捉起来,关在瓦窑堡的监狱里。据说已经做了准备,要进一步处治我们。就在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及时解救了我们。我出狱后,住在西北保卫局。过了两三天,忽然接到通知,说周副主席要找我谈话。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激动不已。

  在一孔简陋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剃着光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又黑又长的胡子,乍一见,使人想起“美髯公”的称号。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让我谈情况。这时我注意到他面容消瘦,眼睛里布满血丝。显然,长征途中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加上到陕北后事务繁多,没有时间休整,实在是太疲劳了。谈话中,为了克服困倦,他不断用手在头上捏,振作精神听下去。最后他讲了话,态度和蔼而恳切,主要意思是:肃反搞错了,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你们是好同志,为创造陕北、陕甘苏区和建立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央到陕北后,肃反的错误已得到纠正,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接着又亲切地询问:“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我听了他一席话,心里热乎乎的。我感到党中央对我们是了解的,党对我们是信任的,一肚子委屈顿时冰释了。我激动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安排吧。”尽管我希望这次难得的交谈更长些,但怕更多地占了恩来同志的时间,最后,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告辞了。不久,我到陕北省委担任了秘书长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亲切、坦诚的谈话,那种不怕劳累、忘我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54年,我被任命为国家劳动部部长,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此接触就很多了。尽管平时有副总理分管劳动部的工作,但他对计划和劳动工资工作,始终亲自过问,抓得很紧。1956年全国统一的工资改革,就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当年4月,他在劳动部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上作了报告。1957年9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讲了劳动工资和劳动福利问题。他曾召集我们开过多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同他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之一。这里谈几件小事,虽然都很平常,但仍可见他感人风范的某些侧面,于细微处见精神。

  一次,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审议通过工资改革方案。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开到半夜12点,只是在吃晚饭时休息了一会儿。有些年龄大的部长实在疲倦了,可还有些人要发表意见。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站起来说:“请60岁以上的部长同志退场,还有意见的可继续发言。”谢觉哉、叶季壮、蒋光鼐、梁希、傅作义等一批老部长退席了。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一直坚持到将方案审议完毕。同志们劝他说:“总理年龄大了,也要注意休息啊。”他笑着回答:“我身体好,一天睡四五个钟头就可以了。”

  还有一次,我准备了一个文件稿,请周总理审批。他对文件的要求向来是严格的,经他审阅的文件,往往要写满他改动的手迹,连一个标点符号错了都不放过。这次由于我只注意了文件的内容和文字,对里边的数字没有仔细审核。有一个数字错了,他发现后,严肃地批评说:“你怎么不注重数字?数字错了,文件怎么拿出去?”从此,我对文件的要求也比前严格,审核也更加细致了。

  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当时我们有一项“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奖”。周总理知道了,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超额完成任务,奖励是合理的。完成任务怎么能得奖呢?难道我当总理,你当部长,完成任务就该发奖?”他认为不应降低奖励的标准,不要把奖发得过多过滥,主张奖真正应该得奖的人,使奖励起到激励群众的作用。

  那时周恩来同志常在西花厅办公室召开小型会议,有时会开得长,他就留我们在他家吃饭。有一回吃芝麻饼,饼烤得又酥又脆,我吃的时候,芝麻掉到桌上不少。他看见了,含笑说:“文瑞,你怎么掉下那么多芝麻?”提醒我应处处注意节约。

  这几件事虽小,却常常让我回想起来,好象就发生在昨天。

  三

  我同周总理接触较多的另一个时期,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破坏性影响,到1959年下半年,我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粮食紧张,肉类更是极其匮乏,人们严重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为了克服困难,1960年9月底,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调整中包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精减职工。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单位盲目招收工人,职工人数比1957年膨胀了许多,不少是合同工和临时工。起初准备精减1000万,周总理问我:“精减1000万可不可以?”我说:“只要中央下决心,我看可以。”到1962年,中央提出再精减1000万,周总理又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这次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大量精减固定工(包括一部分技术工人)。为了减少企业技术骨干的流失,我提出“尽量不减三级以上的技术工人”,得到他的赞同。中央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杨尚昆同志任组长,主持这项大事,我是领导小组成员。精减领导小组直接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整整三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精减工作上。两次精减,连职工带家属,再加上部分其他城镇居民,共减少城镇人口2000多万,一年要节约货币工资几十亿元,节药商品粮几十亿斤,这对我国顺利渡过三年暂时困难,恢复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从工作角度看,精减是成功的。但应该说,这项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国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周总理是深深理解这一点的,他曾感慨地说:“2000多万人,等于东欧两个国家搬了家。但不这样做又怎么办!”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煞费苦心,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这可以从他亲笔修改的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看出来。在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草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予以安置,务使其各得其所。”在这段话前面,他亲笔加上了“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寥寥数字,就点明和强调了主要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提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如下一段话:“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务使他们能够逐步习惯于新的生活。对于中央、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专区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减下来的职工,在没有安置好前,在一定时期内,将发一定比例的工资,供应必需的口粮,以维持其生活。县和县以下的各单位裁减下来的职工,不实行这种办法,而采用发给生产补助费或退职金,并带一定数量粮票的办法,以便及时下乡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处理。”后来正式文件就是按周恩来同志的修改稿发的。在他的关怀和督促下,2000多万人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优良的工作作风,他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他那和蔼亲切的面容,仿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平易感人的形象,成为不泯的记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我们的周总理》

(责编:唐璐、张鑫)

光辉一生

全党楷模

周恩来纪念场馆

国内纪念地 海外纪念地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 巴基斯坦周恩来路 巴黎花神咖啡馆 朝鲜咸兴周恩来铜像 德国柏林联邦大道 日本岚山诗碑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