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言行一致的务实主义者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之所以是杰出的领导人，这是与他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分不开的。尽管由于繁重的实际工作需要，使他无暇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然而，他毕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都充分地显示了他是具有深湛哲学思维方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经常强调：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①“我们要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②由此可见，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是周恩来思维方法的核心。我们纪念周恩来，研究和弘扬他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求真务实，言行一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周恩来把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运用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并认为，一个领导者能否实施正确的领导，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串于他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早在青年时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他就立志培养“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③，并表明“我求真的心又极盛”，并主张纠正“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有分得清楚”的病根，以求“实际运动”④。他十分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⑤后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他又详细地阐述了领导者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⑥，并把理论与实际密切地联系起来。建国后，他还多次强调“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⑦１９６１年３月，我们党重新印发毛泽东在１９３０年５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我们“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⑧他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都是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１９６１年２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概括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 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⑨在这里，他把“真” 和“实”有机的统一起来，并强调，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调查研究， 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发扬民主。这是他求真务实思维方法的 集中体现。

　　求真务实，必须掌握和遵循客观规律。周恩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强调要认清中国的实际国情，要认真研究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否则，工作中就势必走弯路、碰钉子，甚至失败。早在 １９４４年 ３月，他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他强调，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然而，“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⑩其教训是深刻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更加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在编制“一五”计划时，他反复强调计划任务一定要实事求是，“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还说：“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了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１１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在经济建设顺利的形势下，有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人要求加快发展速度，出现了急躁冒进情绪而提出的忠告。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坚持反冒进，仍强调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从自己的国力出发。他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后来，虽受到批评，但在经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１２

　　在周恩来看来，搞经济建设，如同搞民主革命一样，既要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反对从主观想象出发。辩证唯物主义者提倡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不尊重客观规律，不从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单凭主观热情蛮干一气。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就是要求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的统一起来，强调经济建设要根据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这正如他在１９５６年１月所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１３他还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4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是“言行一致的务实主义者”。１９６３年，在《学习雷锋》的题词中，他特别强调了“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这是周恩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真务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

　　顾全大局 忍辱负重

　　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唯 物辩证法所说的联系，是指整体性联系，它包括整体内部的联系 和整体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因此，整体性原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 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 的关系时，从全局出发，看到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和相互作用，看到“整体大于其孤立部分之总和”的统领作用。周恩来在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高度重视和极其准确地运用了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反复强调：我们“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15

　　周恩来的全局观念突出地体现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认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工程，因此，他一贯主张从全局角度去考虑问题，始终强调各方面必须协调发展，综合平衡。在５０年代编制经济建设计划时，他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差异性、零散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反复讲，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必须是完整的和全面的，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因此，“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１６到了６０年代初，他又针对“大跃进”时期，全国出现的主观片面、盲目臆断、违背整体性思维规律的错误，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状况，及时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主张“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１７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种全面分析、统一安排、互相衔接、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想，都体现了周恩来在领导和组织实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全局观念，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周恩来推崇整体性思维，顾全大局，强调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协调发展，但决不是不要重点。全面安排本身内涵着重点，重点和全局是有机统一体。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时明确指出：“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的结合起来。”１８这样才能切实避免和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周恩来在其一生中总是站在整体、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他认为“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１９。可以说，他为了全局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忍辱负重，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

　　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有过顺利发展，但也经常处于受压制的逆境中生活。而他为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总是忍辱负重。早在３０年代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周恩来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被王明等人斥责为“右倾保守”、“调和路线”。在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党的整体事业，对３０年代初期的这段历史，总是真诚地作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建国后，我们党在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废墟上进行经济建设，注重从实际出发，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然而，在成绩面前，党内一些同志自５０年代中后期起，开始头脑发热，产生和形成一股急躁冒进的思潮，并在经济建设上造成了严重后果。针对这种情况，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明确提出反对“盲目冒进的错误”，并切切实实地在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是，时隔不久，他被批评为“右倾保守”。在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党的整体事业，对“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仍然真诚地作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场“大灾难”中，周恩来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众所周知，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所利用。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实行“打倒一切”，一个一个的副总理、部长、局长、司长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冲击，或被拉出去“批斗”。这使得周恩来主管的政府事务异常困难，他内心十分痛苦。怎么办呢？他站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行吗？如果那样会是什么样的后果？那他定会是很快被撵下台，中国就会被林彪、“四人帮”所控制，会有更多的好党员、好干部、知识分子遭殃。他没有选择这种方法，而是忍辱负重，利用自己一定的职权，用高超的斗争艺术，抢救和保护党的干部和大批知识分子，用一切力量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保障经济的发展。宋庆龄、郭沫若、张治中、蔡廷错、华罗庚等知名人士和科学家被他保护了下来。社会实践已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顽强地忍受着痛苦。陈云讲：“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20。邓小平在谈到周恩来时，也明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也都认为，周恩来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保存自己，也是为了保存别人。“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21。周恩来在１９２８年就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２２。周恩来风风雨雨革命的一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不仅表现了他那高超的斗争艺术，而且体现了他的伟大人格。

　　求同存异 努力寻找共同点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经常处理国内各个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重大的矛盾关系，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功。他在处理这些重大的矛盾关系中，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了“求同存异”23，“努力寻找共同点”２１的求同性思维方法。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法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而且对于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改造社会和自然界的斗争，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即任何对立的两个方面，既有差别性、相互排斥性、反对性、否定性；又有相互依存性、包含性、一致性、合作性、相互转化性，就是都有共同点。周恩来的求同性思维方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矛盾法则的创造运用和发挥。

　　周恩来的求同性思维方法，突出地表现在正确处理国内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概括为“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25他希望领导干部要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１９４９年４月，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提出，我们党委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人民内部，应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我们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在建国初期，他精辟地阐述了“建设与团结”的辩证法，希望科学家为了同自然界作斗争必须团结。由于与自然界的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他还明确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２６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坚固的东西。可见，他所强调的团结，就是在不同中寻求共同点，在矛盾中求统一。在人民内部，尽管“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性格不同，脾气不一样，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建设新中国，都应该团结起来。即使尖锐对立的双方，在发展变化中也有可能走到共同的基础上来。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的工作，再次走到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上来，就是矛盾转化达到团结的典型例子。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运用求同性的辩证思维方法，为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付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把求同性哲学思维方法运用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他在处理中国和印度关系问题上，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寻求共同点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但是只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１９５５年４月，他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求同而存异”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把“求同存异”作为解决复杂的国际矛盾的思维方法。他所说的“求同而存异”，是指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出发点。他明确讲：“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27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制度，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中去“寻找共同点”。虽然这种共同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是渗透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求同而存异”的途径得到妥善解决。１９６０年７月，他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时，又一次强调了求同性哲学思维方法的重要性。他说：“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些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28他认为，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当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一个党如此，解决国际问题更应如此。１９７２年２月，他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又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他并说：“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２９遵照周恩来求同性的哲学思维方法，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打开了友好往来的大门，使中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求同存异”的原则：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是“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了“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性哲学思维方法，表现了周恩来在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上“寻求共同的立场和结合的纽带”的思想是非常精湛的，其实践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不愧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朋友共认的解决国际难题的大师。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所强调的求同性哲学思维方法，并不是调和、折衷，不讲原则立场，也就是说，只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不讲斗争性。从他几十年的理论活动和社会实践来看，求同性哲学思维方法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有机统一。他讲的“求同”、“团结”，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解决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问题的辩证方法。他是承认矛盾，看到斗争的，并强调通过斗争求得团结。１９４５年４月，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总结了建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及教训。他认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要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是受其他阶级的影响。他强调，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他们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他还明确说：“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30１９５０年９月３０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又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成果，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同时对违反原则的迁就倾向也必须防止”。31他在领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又一再申明：“外交工作有两个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32可见，周恩来在运用求同性哲学思维方法时，既反对绝对对立，不讲同一的“左”倾观点；又反对绝对同一，不讲区别，无原则的求同的右的观点。他主张又团结又斗争，既不赞成事事斗争，又不容忍丧失原则立场的作法。他的求同性的哲学思维方法体现了不走极端的辩证思维的特点。

　　面向群众，永远不与群众隔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毛泽东方法论的一个根本内容，也是周恩来思维方法的出发点和根基。

　　周恩来在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十分推崇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１９１８年８月９日在《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号召人们起来做“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33的实际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大力向群众展开政治宣传，阐明革命军队只有与人民群众通力合作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的道理。明确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军阀和官僚买办阶级，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要站在工农方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军做“切实的群众 日常斗争工作”，“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并指出：如果“把群众与红军分为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危险。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34他较早地看到了党和军队与群众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提出，要在某一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要依靠这个地方的广大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发展。”35这一时期，随着周恩来思想方法的成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的运用也更加深刻和广泛。１９４３年３月，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把群众观点的修养，作为个人的重要修养提出来，要求自己“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３６到了４月，他又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明确规定：领导者的立场观，必须具有“要相信群众力量”这一条。并指出：正确的领导，“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并进而提出：“面向群众”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延安整风以后，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密切地统一起来。周恩来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进一步把“面向群众，永远不与群众隔离”的思想方法向全党更加广泛地倡导和推广。建国之后，他身为国家总理，国事缠身，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总是接触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全党赞誉他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楷模。

　　周恩来之所以下定决心“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因为在他思想深处相信人民大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他都表现了毫不畏惧，英勇奋斗的精神。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只要不背叛人民，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定有出路的。”37因此，他总是要求共产党员，要相信人民的力量，要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干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有不怕困难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他希望党的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的气节。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９日，他乘飞机从延安赶往重庆出席政协闭幕会议。由于途中气候恶劣，使飞机突然向下坠落。于是机长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向下扔行李，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并要求乘客背好降落伞。这时，周恩来发现叶挺的女儿扬眉，由于无伞包而惊慌和哭涕，立刻从摇摆的机身中几步跨到她的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着的伞包，给扬眉背上。并鼓励她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当年的随行者回忆这件事时感叹地说：“他给扬眉的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啊！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扬眉，而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３８可以说，周恩来的一生都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党和全国人民赞誉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历来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他认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才能体现存在的价值。因此，作为领导者不能高高在上，对群众随意发号施令。１９４３年４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曾明确指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并说：“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３９。就是群众中发生不正确的意见，也必须做很细致的工作，耐心的等待。１９４９年５月，他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要求青年们学习毛泽东把自己当作群众一员的思想，对群众不要实行强制主义。他忠告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起来。他还在１９６３年５月写的《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例举了官僚主义的１９种表现，并警告那些有官僚主义思想的人：“我们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40

　　正因为周恩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着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人民群众才发自内心地呼喊：“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热爱您”，“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注 释：

　　①、⑤、⑥、10、25、30、34、35、36、3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２８页、第１３页、第１２９页、第１６２页、第１３２页、第２１５页、第３１、３２、３３、３７页、第１０３页、第１２５页、第１３１页。

　　②、⑦、⑧、⑨、11、14、15、16、17、18、19、２３、2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１３页、第 １７页、第３１３页、第 ３５０页、第 １９１页、第 １９０页、第４３５页、第１４４页、第３７０—３７１页、第２２１页、第91页、第１５４页、第４７６页。

　　③、37、38《周恩来传》上，第３９页、第８１２页、第７５７页。

　　④、３３《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３７—４１页、第４８页。

　　12、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５４７页、第５３２页。

　　20、２１、22 韩素音（英）：《周恩来与他的世纪》（１８９８—１９９８），第４４０页。

　　32《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２—３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