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报刊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

　　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中枢，长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的政治、军事、统战、外交、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斗争。同时，他一直熟练地运用新闻手段，精心地策划党和国家的新闻工作，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

　　周恩来生前虽然未能对新闻事业作专门的论述，但在长年领导党和国家的新闻工作中，在撰写以及审阅修改重庆《新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众多稿件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共产党的目标，也就是党的报刊的使命

　　１９２４年２月１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创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同时也就是《赤光》的新使命了。”①

　　周恩来在革命初期，就把党的目标同党的报刊的使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同毛泽东１９２５年于《<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所说：办报为了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同样的道理。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不久就迁到重庆出版。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公开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大型机关报。１月９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时期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党的报刊的神圣使命。

　　其后不久，周恩来约见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群众》的副主编许涤新等人，指出：“《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是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②

　　这同恩格斯１８４７年９月２６日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恩格斯认为党的报刊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

　　周恩来始终把新闻事业，看做是党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目标，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一种重要舆论手段和有力思想武器。这正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真谛所在。

　　党的报刊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

　　１９３９年７月７日，抗日战争两周年时，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周恩来要求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三大政治斗争口号，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对敌进行斗争，善于对敌进行斗争，使得《新华日报》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和号角，同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样，也能起党的一个方面军的作用。③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几千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战士被杀被俘。中共中央面对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严词痛斥他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④同时，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坚决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准备刊载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为了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同《新华日报》社同志商定，马上排两种不同版面的报纸。１月１７日深夜，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所长看到了几份没有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在这同时，《新华日报》社正在加紧排印登有周恩来抗议题词的报纸。次日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后山偷运进城，抢在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⑤

　　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周恩来的题词有：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

　　周恩来关于党的报刊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的论述，虽然是对当年重庆《新华日报》说的，但其基本精神适用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职责，就是要通过连续的新闻报道，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引导人民群众认识真理自求解放。

　　面对“左”倾盛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周恩来在指导新闻工作时，尽可能地贯彻上述精神，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４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赞同邓小平对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列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提出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⑥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批驳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社论按周恩来意见定稿、见报。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２０多年间，周恩来在精心指导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撰写众多国际新闻、评论的过程中，贯彻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精神，更是得心应手，成绩卓著。

　　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新华日报》等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１９４２年春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同时，延安《解放日报》进行改版。３月１４日，毛泽东在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⑧

　　《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成效显著。⑨

　　关于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的指导思想，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担任该报最后一任总编辑的熊复认为：第一是“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按照他的话来说，《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前锋’”。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负有宣传党的主张和团结教育人民这样的双重任务，这两者是一致的。⑩

　　熊复认为，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思想斗争武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我们党的政策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两种政策针锋相对，反映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思想武器没有别的武器，而《新华日报》就是党所掌握的足以担负一个方面军任务的最锐利的武器。说《新华日报》是像八路军、新四军一样的一个方面军，这个话毛泽东说过，周恩来也说过，就是指此而言的。１１

　　周恩来对于《新华日报》的指导思想，虽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其基本点，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喉舌性质等等，具有普遍意义。

　　１９４９年春，北平解放后不久，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拥护中共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有报道，周恩来对此很生气。他在４月间谆谆告诫新华社领导人：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是国家的通讯社），同时也是人民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报道要充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12

　　当新闻工作中出现违反党性原则、违背中央精神的严重情况时，周恩来总是及时指出，加以纠正。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１月到１０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的材料，其中报道这１０个月工业生产总值比１９５８年同期增长４８．９％。遭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他指出，中央早有规定，凡全国性的数字，一定要经过中央的批准才能发表。另外，这是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没有核实，只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一般不能公开发布。中央早有打算，对今年各种产品的产量和总产值，不能满打满算，要留有余地。上述报道，严重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周恩来强调，《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要严格按中央的决定和精神办事，不能自作主张。１３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周恩来在同红卫兵代表谈话中，针对黑龙江的报纸、电台一度被红卫兵组织接管的情况，指出：报纸、新华社、电视台、广播是专政的宣传工具，不容许任何团体去占领，只能掌握在党的手里。14

　　“一方面要站稳立场，另方面也要活泼巧妙”；不同情况下办报应有不同要求

　　１９４０年 ９月 １４日、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关于报纸工作的汇报，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报纸工作有进步，缺点是没有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鼓动工具的作用，把握政策不稳，有些内容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提出《新华日报》一方面要站稳立场，另方面也要活泼、巧妙，不能呆板。15

　　周恩来在指导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以及港澳地区的进步报纸时，针对特殊情况，提出一些不同要求。１９３８年４月下旬，周恩来同《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谈办报方针，指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１６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同中共港澳工委秘书长祁峰谈到办报问题时指出，要站稳爱国立场，坚持党的方针，但要灵活，否则办不好。可以采用一些外电，《大公报》、《文汇报》如果都用新华社电稿，是很难与别的港报竞争的。报纸的副刊要有思想性。香港新闻版不仅要报道对敌斗争的内容，还应增加一些群众生活的内容，不要脱离中间群众。写评论也要适合当地群众的水平，《人民日报》社论在香港不一定都登载。１７

　　新闻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新闻典型应该选择而不能塑造

　　新华社于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９日发联合国休会消息，其中提到“联合国部队”。周总理要新华社查清楚此事是否准确。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１８ 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７日，周恩来又说，资产阶级报纸是靠造谣吃饭的。但是，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是比较讲究事实的。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更应该如此。１９

　　新闻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重要论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必须尊重事实，而不能向壁虚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还要一般通过连续报道，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找出客观规律，做到实事求是。这样唯物辩证的报道，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新闻学一般也主张“要翔实报道”，但是由于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以及阶级立场的局限，资产阶级的新闻报道，从总体上、本质上来看，不可能真正做到尊重事实。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提新闻要实事求是。所以，周恩来把是否“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看做是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所在。

　　我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闻报道，总的说来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但是由于政治的、思想的、作风的多种原因，也曾出现过严重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虚假作风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多次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作进一步阐述。

　　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周恩来在审阅新闻纪录片《祖国颂》时指出：“新闻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客观现实的情况。这样，对人民才能起宣传教育作用。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色，不能脱离历史，弄虚作假，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新闻片要真实、自然。”他强调：“新闻影片应该从生活中选择典型的东西，而不能去塑造。”２０

　　１９６３年５月 ２４日，周恩来对《人民日报》２３日刊登的欢迎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回京的照片，提出批评。严肃指出，这张照片把一些人头剪下来搬来搬去，任意移动位置，这是弄虚作假，是“客里空”作风。同年５月３０日，他在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９位获奖摄影师时说，纪录片一定要完全真实，如果有几个镜头与事实不符，会使人连其他材料也不相信。21

　　周恩来关于新闻典型应该选择而不能塑造的论点，不仅适用于新闻纪录片、新闻摄影，而且是整个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决定了新闻典型必须是新近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因此，新闻典型只能从现实生活中去选择，而不能采用艺术典型的手法去塑造。否则，就是在“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

　　典型报道，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党一贯主张，要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表扬典型的好人好事，揭发典型的坏人坏事，以“发扬正气，压倒邪气。”７０多年来，我们在典型报道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不少严重的教训。成败、得失，关键在于是否真实，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坚持新闻典型应该选择而不能塑造的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做好公开报道的同时，还承担着向中央提供内部情况的任务。新闻界要完成这些任务，基础是对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做好调查研究。周恩来对提供情况和调研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

　　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６日，周恩来在新华社一份情况反映的批示中提出“以后提供情况，一定要提供两面的东西，不要只提一面。领导上要什么就是什么，不全面反映情况是不好的。”２２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如实反映情况遇到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１９６９年８月３日、６日，在接见新华总社和贵州分社记者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听取不同观点的双方意见的同时，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清楚。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们。23

　　周恩来对新华社向中央提供情况问题的上述两次谈话，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但提出的要求、原则，具有普遍意义。

　　周恩来认为，新华社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应放上二、三个记者，做政治、经济的调研报道工作。要注意观察动向，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只注意政治。当然政治指导经济。但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不研究经济问题不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制度，看政策。他嘱咐新华社要好好研究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因为香港的情况反映世界的动态。２４

　　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问题，周恩来在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０日曾经指出：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以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25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新闻工作。

　　《参考消息》大量刊登西方的消息和评论，使于部群众“有所比较”，“辨别是非”

　　在社会主义中国，有一张被毛泽东誉为“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参考消息》。它大量刊登国外、海外，主要是西方新闻机构的消息和评论，连骂我们的言论也登。这家报纸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发行量多年来居全国报纸的首位。《参考消息》原来只供领导参考。后来扩大发行，提高了我们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效果。这同毛泽东主席的大力倡导，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密切相关。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谢伟思和夫人时指出，我们发行这些报刊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使他们辨别是非，所以说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不使人们进行各种思想的比较，怎么能够认识正确的主张、正确的意见？总是封锁，不是办法。26

　　在这前后，周恩来同外宾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我们出了一张《参考消息》，发行几百万份，介绍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和外国报纸的议论。不更改一个字，也不加评论。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增加国际知识，培养其判断能力。就是说，不要把外来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舆论，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不知道。这样，他们就不能辨别是非好坏了。

　　周恩来还认为：《参考消息》的标题要纯客观，不要有任何倾向性，让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自己去判断；《参考消息》不能报喜不报忧，不能光登对中国好的反应，也要选登反面的东西，骂我们的东西，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

　　对外宣传要有的放矢，区别对待；既不丧失原则，又不强加于人

　　１９５７年，周恩来为中国福利会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中国建设》创刊５周年题词：“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１９６７年，周恩来在对《中国建设》工作人员谈话中指出：要有的放矢，区别对待。调子不要太高，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

　　周恩来关于对外宣传的论述还有：

　　我们的新闻要注意对象，按对象发稿较好。（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３日）

　　对外宣传把对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动脑筋，不管对象，人家需要什么不管，只管我们自己。应该研究一下，对外既不丧失原则，又要讲效果，有不同的特点。（１９６７年６月）

　　宣传工作要有针对性。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容易讲，但也要看对象和需要，不要乱宣传。（１９７０年８月）

　　１９７０年８月７日晚，在谈到宣传成绩时，周恩来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报道，要注意留有余地，有了十分成绩，只讲五分就可以了，不要讲十分。内部可以讲实况，对外报道要收藏一些，要谦虚。２７

　　周恩来认为，当前形势发展很快，很复杂，对外宣传的提法要谨慎、要统一。（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０日）

　　报刊、通讯社是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工具

　　周恩来在运用新闻手段，反映和促进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称得上是得心应手。重庆《新华日报》时期，就是这样。

　　熊复认为：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的“第三个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党报必须是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工具。”要我们“注意团结多数，团结的人总是越多越好，《新华日报》要成为统一战线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它的版面要成为所有友军的讲坛，即是张申府所说的所有反法西斯的人讲话的地方。”28当时，《新华日报》同重庆各界人士有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周恩来通过新闻活动，促进国内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又有许多建树和论述。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周恩来约齐燕铭、徐冰、吴冷西谈话，嘱齐、徐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情况，并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还指出，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２９

　　周恩来经常提醒新闻界，要重视小国，尊重外国朋友，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１９７０年５月５日，他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不要喧宾夺主，今天《人民日报》二版标题：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红色娘子军》，不妥，应标为：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总理陪同下观看《红色娘子军》。”并指示，“明天报纸，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的声明，要放在上边，我国承认的声明放下边。先是他们，后是我们。”30

　　周恩来针对有关报道的缺陷指出：外事报道要多写客人少写主人的名字。新华社编发外国给我国的贺电时，导语中应该把外国人放在前面。原来外事消息中，常用我领导人“接见”某外宾。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８日见报的周恩来总理会见阮氏萍一稿，原来写的也是“接见”，周总理说，“接见”这个词太封建，同意改用“会见”。

　　新闻报道要准确、鲜明、生动，要让群众看得懂

　　这是１９５８年７月中旬，周恩来在上海参观视察中提出的。他还说，报纸不单是文字，也要有图片，报纸没有图片就不生动。31周恩来关于新闻文风的论述还有：

　　要用事实服人，以理取胜。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来嘱秘书杨刚传达下列指示：今后不论写新闻还是评论，都要尽量避免刺激性的语句，如“匪徒”、“血腥事件”、“滔天罪行”等等。要尽量用事实去说服人，阐述我方意见，揭露对方伎俩，以理取胜。火气太大，外国报纸和读者很难接受。

　　新闻要准确。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周恩来说，新闻界要传播准确的消息。如果传播不准确的或错的消息，在全世界要产生不好的影响。

　　要短，要生动，要引人入胜。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2日，周恩来说，我们宣传的弱点是硬邦邦，有骨肉的生动的东西太少。１９７０年３月４日，周恩来在全国棉花会议上指出：《人民日报》同志，你们写稿长，我们实在怕，今天写得短，我赞成。写东西要引人入胜。典型写得太短，也不行。

　　新闻单位要加强协作。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６日，周恩来就新闻摄影工作指示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注意协作，互相通气，不要搞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要抢新闻32。

　　周恩来１９７０年８月１日，对新华社有关人员说：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就很活泼，你们可以学习一下。３３

　　要当好记者，就要于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１９５７年５月21日，周恩来在同新华社记者徐熊和外交部亚洲司一负责人谈话，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外事记者必须透彻通晓时势；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34

　　４天以后，周恩来同部分外事记者谈话中，又指出：记者写的报道要合乎逻辑，对所看到的现象，应该有所选择。作为记者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寸是否恰到好处，从而使外事报道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35

　　周恩来的上述两段话，虽然是对外事记者说的，但是阐明了记者工作的某些普遍规律，适用于所有记者、编辑。

　　周恩来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相当丰富，也有条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周恩来的新闻论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一脉相承，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新华通讯社）

　　注 释：

　　①1516《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订本），第６５页、第４７７—４７８页、第 ４２０页。

　　②《周恩来传》上，第５１１页。

　　③《新华日报的回忆》第８、９页。

　　④《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１７４页。

　　⑤《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订本），第９８页；《新华日报的回忆》第１４—１５页。

　　⑥、13、17、18、21、22、２５、34、３５《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２９６页、第２９７页、第２６９页、第１９２—１９３页、第７１２页、第５５７页、第 ４５７页、第 ７４３页、第４４页、第４６页。

　　⑦、14、19、２３、24、26、２７、32、33《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８８页、第 ６６—６７页、第 ２６０页、第３１３页、第 ３３９页、第４９１—４９２页、第３８４页、第２６０页、第３８３页。

　　⑧《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９３页。

　　⑨《<新华日报>的改版与整风》（《熊复文集》第五卷，第２５５——２６６页）。

　　⑩、11、28《熊复文集》第５卷，第５１９页、第５２０页、第５２０一５２１页。

　　12吴冷西：《严师的教诲——回忆周总理片断》（《新华社回忆录》二，第３９、４０页）。

　　20《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第１４页。

　　29《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１０１页。

　　30 崔奇：《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关怀和指导》（《人民日报回忆录》第２３—２４页）。

　　31《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４辑，第２３７页、第２３９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