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事业如何发展 周恩来这样说

　　周恩来的文艺思想是一座储量极为丰厚的富矿。特别是他在６０年代前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艺论著，更有其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文艺思想中理论建树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一

　　所谓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主要是指他在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文艺思想。换句话说，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在全党全国人民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时期。它的为期时间虽然不长，但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道路上“左”的指导思想盛行以至泛滥成灾的两次洪峰之间，前为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后为“文化大革命”，故显现了许多发人深醒、非常宝贵的东西，很值得珍视。该时期的整个过程是以调整经济为中心的。但调整决不仅仅限于经济调整，而是一场涉及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调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文艺，理所当然地被周恩来当作调整的重要内容。他针对文艺界的实际明确指出：“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应当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①。围绕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周恩来在这一时期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对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作了认真的探索，写下了一大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光辉的文艺论著。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论述之深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尽管探讨的范围很广，但基本主旨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坚持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经验，深入探讨繁荣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客观规律。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并特别要求“大家都来研究规律”②。

　　在上述大背景和总的指导思想之下，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形成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色。

　　第一，可贵的机遇意识。审时度势，善抓机遇，是周恩来思想作风的一大特色。早在１９５９年５月，他就针对大跃进直接给文艺界带来的严重后果，试图利用１９５８年年底以后中央相继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提出纠正部分“左”的错误的时机，对文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和解决，从而写下了被称为“深刻论述文艺上的十大关系”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文。随即风云突变，“左”的狂风再度刮起，致使这篇重要文艺论著“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③。到了６０年代前期，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较为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经验，探讨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这就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进入了全面调整时期。加上在中国当代文艺走过了１０多年路程，既有巨大成绩又有很多失误，既有宝贵经验又有沉痛教训的情况下，周恩来进行较为全面总结、探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就是难得良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系统的整体思想。周恩来观察文艺的思维方式是宏观的、立体的、全方位的，是从全局、整体出发的。他不是就文艺谈文艺，而是把文艺放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大背景下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战略性的观察、思考；也不是孤立地只看一面，而是既看到此面，又看到彼面，既看到相对独立性，又看到互为联系和统一，因而几乎涉及到了文艺所有亟待重视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显得很有全面性、系统性和辩证性。

　　第三，强烈的求真精神。周恩来早在１９２２年３月就说到自己有一颗极盛的“求真的心”④。所谓“求真的心”，体现的是注重实际、追求真理、相信科学、躬行实践、求实务实的唯物主义精神。这种“求真”的思想和态度，在６０年代前期又表述为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⑤。他的文艺论述，都是经过坚持实践标准、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推求比较后得来的真知灼见。这种求真性表现为，一是不从本本、定义出发；二是不从主观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所定下的框子出发；三是不从已有的模式出发；四是不从表象、假象出发，如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文艺虚假繁荣现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的剖析，采取了果断的纠正措施。

　　第四，果敢的创新勇气。周恩来当时有一句“三敢一首创”的名言，即“提倡敢想、敢说、敢做，提倡首创精神”⑥。这在他的文艺论著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新的判断、新的概括，表现出了一种真理在手、毫无畏惧的气魄和胆略。即使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对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又开始抬头，文艺上出现了“两个批示”的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减弱理论锋芒，而是采取巧妙的办法坚持了正确的理论主张。创新，应该首先是时代的创新。由此观之，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文艺上众多的独创性见解，就是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全面调整，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带有必然性的时代因素。

　　二

　　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总结和探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一）明确地提出文艺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要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周恩来针对建国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时出现的偏差，特别是１９５８年文艺脱离实际而出现的严重后果，明确指出：“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因此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为了使文艺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他强调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也“要研究经济基础”⑦。要在树立起整体观念的前提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统一考虑、计划、部署和搞好文艺工作，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文艺要摆正位置，认清责任，要自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融为一体，既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更不能与之对立起来。要保证在总体上，既不能超越于经济发展搞为文艺而文艺，也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不重视文艺的繁荣工作。文艺工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调整、改革自身的各种机制。文艺家要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积极地、主动地深入现实生活，在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中准确地反映出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鲜明地体现出昂扬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二）深入地论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彻底打掉套在文艺家身上的枷锁

　　周恩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在广州召开的戏剧创作等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献，虽不是专门论述文艺问题，但却对文艺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根本态度和基本政策，而且也是周恩来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继续，并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深化。众所周知，在我党的领袖人物中，就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而言，周恩来是头脑最为清醒、认识最为深刻、论述次数最多的一位。早在１９４９年７月，他在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⑧在５０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的关于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几篇著名文章中，又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之后也多次强调重视知识分子。本来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是不成为问题的，但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颇和具体执行上的失误，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许多年。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常常被视为异己力量，作为打击对象，头上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有鉴于此，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同陈毅一道，理直气壮地为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队伍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这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套在文艺家身上的沉重枷锁。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及在同时期发表的其他论文，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特点，显示了理论的创新性、深刻性。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没有停留在一般化的号召上，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走过的独特道路出发来深入思考、研究问题，从而提出了“知识界不是独立的阶级”的新观点，进而重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定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为我党以后制定知识分子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

　　（三）郑重地提出要充分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环境

　　周恩来认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文艺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所谓形成民主风气，就是指在文艺界彻底清除“五子登科”，即动不动就对文艺家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恶劣做法，营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融洽的良好环境，以使文艺家们心情舒畅起来，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民主风气、良好环境的形成和保持，最根本的就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在文艺界切实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这一方针落到实处，就要在文艺界通过充分发挥民主，大力提倡不同流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争，就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周恩来在贯彻“双百”方针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认为文艺民主的发扬，有赖于全党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有赖于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为了使文艺界形成民主、活跃的风气，营造起有利于文艺繁荣的良好氛围，周恩来还郑重提醒文艺界同志们要认真克服存在的种种错误偏向。一是“一言堂”。要解决“一言堂”的问题，关键是鼓励大家敢于“放”，敢于“争”，在于各级领导带头，做出表率。二是“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在文艺界，除少数的、个别的问题外，大量的、绝大多数的问题是属于艺术性、学术性的问题，决不能混淆政治问题与艺术、学术问题的界限，更不能将艺术、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三是“要求完全没有缺点”。用“完全”、“彻底”的观点要求文艺家、文艺作品十全十美，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利于探索性、创新性作品的出现。四是无谓的争论。贯彻“双百”方针无疑要敢“争”、要大“争”，但有些问题不能“争”，原因是争来争去，既无意义，也没有好效果。比如，周恩来就说道：“到底交响乐水平高，还是中国的民族协奏乐高？我看不要去争论，它有它的高，我们有我们的高。”⑨五是“山头主义”。文艺需要发展流派、学派，但不需要宗派、“山头主义”，因为流派众多、学派林立是文艺繁荣活跃的重要表现，而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则是造成文坛混乱、风气日下、环境恶劣的一种深刻反映。

　　（四）深刻地阐述文艺工作的独有特点，文艺家要切实遵循文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周恩来看来，“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⑩并详细论述了数量与质量、原料与加工、思想与业务等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只有认识和掌握了文艺规律，才能把握其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才能极大地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比如，他反复强调文艺家要懂得“艺术要有形象”的规律，通过形象思维来表现社会生活；要掌握“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的规律，做到充分发挥创作个性和创作出新颖独到、富有特点的作品；要坚持“思想性 与艺术性辩证结合”的规律，做到运用艺术技巧使思想内容与艺 术形式达到高度统一；要认识“最好是创造典型人物”的规律，做到努力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要认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规律，努力写出复杂而又丰富的思想感情来，等等。如此地积极倡导和深刻论述，表明了我们党对文艺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五）认真地探索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努力实现文艺更好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周恩来把能否正确处理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否愿意努力为人民服务，作为对文艺家的一条基本要求，作为在为什么人的范畴上是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和取得成绩大小的根本标志。在总体要求上，提出应以能否真正为人民服务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来规范指导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个实践活动。在文艺源泉问题上，主张以人民大众的生活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在创作动机上，要把为人民大众而创作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创作主体上，要求文艺家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永远做他们的忠实代言人。在服务对象上，主张要冲破只局限于“为工农兵服务”的范围，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１９６２年５月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０周年时，《人民日报》就根据周恩来这一要求发表社论进行了具体论述。在评判标准上，主张文艺作品的批准权应牢牢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应以人民群众是否高兴、满意、喜闻乐见作为根本标准去衡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效果。在文艺功能上，主张应将文艺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与娱乐功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寓教于乐”是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对文艺需求的重要原则之一，并对这个古老的命题进行了富有创新意义的阐发。在对文艺人民性的认识上，更有其深刻之处。长期以来，人们对文艺人民性的认识和理解，偏离了经典作家们的一贯主张，其主要表现是把人民性当成评判文艺遗产的专用名词，并将阶级性与人民性严重对立起来。周恩来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性原则出发，既分析了人民性的历史性，也论述了人民性的现实性，既分析了人民性与阶级性之间的一致性，又论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性，特别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努力追求、实现“今天的人民性”是当今文艺家的重要使命。

　　（六）反复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在处理中外关系时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不少论著都论述了文艺要正确处理好中外关系、走民族化道路的问题。如《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将论述的“中外问题”、“高低的标准”归结为“是个民族化的问题”；认为 １４年来文艺战线上有很大的建树，但“总有疙瘩，没有完全解开”。这个“疙瘩”就是在某些方面没有处理好中外关系，没有更好地坚持文艺民族化。为此，深刻地论述了民族化关系到大众化，两者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统一的，互相结合的；民族化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两者具有显著的不同性；坚持民族化，是体现文艺客观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还从正确处理好中外关系、实现文艺民族化的高要求出发，提出了应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即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坚持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坚持“以中为主”，坚持在学习外国文化时要“加以溶化”，坚持切实尊重中国人民的艺术趣味和民族的审美爱好、欣赏习惯。在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实现文艺民族化的过程中，要首先认真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中国的东西弄懂弄通，打牢根基。要有开放的眼光和胆略，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和借鉴外国文艺的宝贵经验和新颖独到的艺术手法。同时，还要在不失时机地深入新的社会生活中不断探索、创新，因为这是实现文艺民族化的现实基础。

　　（七）科学地理清党领导文艺的基本思路，要求切实提高执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水平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党领导文艺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了既要加强又要改善的原则。他首先强调共产党应该领导文艺工作，也能够领导好文艺工作。党领导文艺工作既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还重点强调了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更好地领导好文艺工作的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情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不相同，加上文艺工作的特殊性，从而使得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情况更为复杂了，任务更加艰巨了，要求更高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的不少领导同志认识肤浅，总结、探讨不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失误。对此，周恩来认为领导文艺是一项复杂而又难度很大的工作，有着很高深的学问；执政党要切实掌握如何领导、管理、协调、组织好文艺工作的规律；在组织文艺创作时，一定要根据文艺的特点，正确处理好宏观与微观、多与少、快与慢、优与劣的关系问题。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就党领导文艺工作的范围和应掌握的原则，提出了要弄清楚大权与小权的区别，组织与个人的区别，上级与下级的区别。这三个区别，不仅澄清了多年来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大的方面科学地理清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思路。具体地说，党领导文艺工作，必须首先是通过制定和落实方针、政策来进行，因为方针、政策能管宏观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是保证文艺方向正确、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要把握文艺界的舆论导向、思想动态，着力做好思想和组织工作。要抓好重头作品的组织实施和重大典型的推广工作，充分发挥它们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要在文艺界广交、深交朋友，与他们保持亲密无间、小心相印的关系。这些思想，表明我们党对领导文艺工作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积累了新鲜经验。

　　三

　　从上面的简要论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在６０年代前期这个特定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文艺思想，无疑有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和巨大的理论价值。用历史的、比较的、全方位的眼光加以审视和评判，更感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杰出贡献，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历史意义。

　　首先，从在周恩来文艺思想发展历程中所占的重要位置看。周恩来的文艺思想，经历了６０多个春秋。它萌生于“五四”前后的文化革命的浪潮之中，标志着破土而出的萌芽是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在《敬业》创刊号上发表的诗作、散文和文艺论文。随着以后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参与文艺领导工作，相继发表了有关文学革命、中外文化相互借鉴、文艺要“切合人生”、在文艺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论述，而标志着周恩来文艺思想形成的则是他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发表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这篇重要文献，总结了“五四”以来３０年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指导地位，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文艺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直到５０年代末，虽然也在文艺工作中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但基本上是上述政治报告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不断深化，诸如进一步论述了文艺改革、文艺家要取得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落实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等。周恩来在历时 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文艺思想和极左文艺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特有的形式和办法，保护了一些文艺家和优秀作品。同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相比，我们不能不惊喜地感到，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系统化、更加闪耀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阶段，也是一个周恩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阶段。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不仅抓住有利时机，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探索，而且也是他一生在文艺方面深厚的艺术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的一次犹如群体性井喷的总爆发。

　　其次，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看。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科学地研究和阐释文艺现象方面，作出卓越贡献者，应该首推毛泽东。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起来，并推向前进。其中，周恩来是一个佼佼者。这就是说，周恩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其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周恩来文艺思想放到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贡献最大的是三个人，一是毛泽东，二是周恩来，三是邓小平。毛泽东在文艺方面虽然在建国以后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如论述了“双百”方针、“两结合”、共同美等，但由于５０年代后期以后指导思想的失误，因此在６０年代前期理论建树不多。恰恰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文艺思想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和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从而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捍卫了毛泽东正确的文艺观点，又对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失误作了最大限度的抵制和纠正，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主张。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又一个大放光彩、再度辉煌的时期，不仅保持了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指明这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努力方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创立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重要部分的邓小平文艺思想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标志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关于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的观点，关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观点，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界反倾向斗争的观点，关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的观点，等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然而，只要我们把它同周恩来文艺思想稍加进行比较、分析一番，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文艺思想是比较明显地、也是重点地继承了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由此可见，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即直接承前和继往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启后和开来于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连结５０年代后期以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

　　再次，从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看。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文艺家们无不显露出欣喜之情。他们为周恩来论述的深刻性和民主作风所折服，在大是大非面前界限明确了，文艺界形成了较为民主、和谐、宽松的风气，大大解放了艺术生产力，调动了创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确的理论指导，良好的环境条件，使这一时期的文艺出现了小阳春的气候，形成了佳作迭出、人才涌现的良好局面，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文艺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这种影响作用，还同样表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７０年代末，经党中央批准在《文艺研究》、《文艺报》上公开发表了周恩来当年的“三篇讲话”及同时期的其他文艺论著，一时间在文艺界形成了争相学习、座谈、研讨和运用、落实的热潮，从而为这个阶段的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并在近２０年来的文艺实践中充分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迎来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文艺春天。这一文艺现象，充分说明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巨大的理论价值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所接受，而且也体现了其影响的广泛性、深远性所在。可以断定，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一定会在迈向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因为它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结晶，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艺术哲学。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师范大学）

　　注 释：

　　①、②、③、⑥、⑦、⑧、⑨、⑩《周恩来论文艺》第８５页、第１０３页、第７９页、第１０５页、第９４—９５页、第１７页、第１８３—１８４页、第９５页。

　　④《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４１页。

　　⑤《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３５０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