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悲愤中写《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悼念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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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博古于1937年7月离开延安前往上海，先后担任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后于1940年11月由重庆奉调回延安。在南方的3年多时间里，他为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6年4月8日，博古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本文仅就这一时期博古与新四军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参与筹建新四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1937年2月到9月，国共双方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工农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9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淞沪战事日急，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奋起抗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改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使之尽快开赴抗日前线，便成为国共双方在谈判议事日程中的重要议题。

对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蒋介石的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因此，直到1937年6月中旬，国共双方关于军事问题的谈判，仍然局限于长征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共南方游击武装的合法地位。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己见，谈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博古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周恩来遇到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对此建议欣然应允，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国民党在南方“围剿”红军3年之久，师老无功。而当时，叶挺脱离中共已10年，而且新近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中将高级参谋，对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调虎离山，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国民党当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就在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后5天，即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同中共中央正式谈判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便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新四军军长”。这个通报是迄今为止查到的最早出现新四军番号的历史文献。

但是，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更由于当时南方有些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时因受骗上当而遭受损失的严酷现实，使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的改编不得不抱着十分警惕和审慎的态度，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迫切要求南方红军迅速开赴前线以及在经费、编制、人事等问题上的苛刻条件，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改编新四军必然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

由于周恩来在与叶挺谈请他“编游击队”后不久即赴山西开展同阎锡山的统战，因此之后中共在南方的工作便暂时由博古负责。在获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立即于10月1日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原委，并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它们”。电报要求他们对国民党在屠杀方法失败以后，企图变换方法，以抗日为借口来拔去这些战略支点的阴谋保持警惕。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和叶挺出任军长等问题，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任命公布后，叶挺立即分别与在南京、上海的中共有关人员接洽。10月5日，潘汉年在上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和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的情况，转达了叶挺“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的心情，并请示中央：“我们是否同意他去？”10月8日，博古、叶剑英和董必武3人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从叶挺那里了解的成立新四军的以下背景：“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5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并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

10月15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并告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民党方面同意3个条件：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至于南方其他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经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10月18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潘汉年，同意博古、叶剑英、董必武10月8日关于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的建议，并再次强调：“叶挺可管闽粤边何、张两部，在前电所述条件下，首先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然后接洽张部。”次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询问博古、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在取得何应钦批准的前提下，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同时表示，如果上面几项能够办到的话，中共中央可以同意经过叶挺去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张闻天、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向博古、叶剑英通报：“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

博古、叶剑英接电后，立即向叶挺转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表示非常愿意前往延安，并迅速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取得批准。他还向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0月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叶挺不日即可启程赴延安，他已领得新四军关防及开办费5万元，其之所以至今尚未正式呈报就职，就是想等延安之行有了明确结果后再正式呈报。电报同时转述了叶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的声明。

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南方红军游击队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集中五分之三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电报同时又一次提醒南方部队“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从以上延安与博古等人的来往电报可见，中共中央对南方部队改编和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先是只同意他指挥闽粤边张鼎丞部或闽浙边刘英部，以后又同意他指挥张鼎丞、何鸣两部，到10月底，才初步考虑从全部南方部队中抽出五分之三编成一个军，由叶挺当军长，项英当副军长。与此同时，还都附有重要的前提条件。

叶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向他通报了中共中央同叶挺商谈的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11月12日，叶挺返回武汉。接着又去南京，同蒋介石协商新四军的编制问题。11月21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叶剑英和叶挺，明确表示新四军“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还拒绝了叶挺关于增拨新四军经费的要求。叶挺愤而向蒋介石当面辞职，又被拒绝。当天晚上，叶剑英、李克农将蒋介石接见的情况向博古、林伯渠作了通报。12月18日中午，参加完中央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王明、周恩来、博古抵达武汉，当日便电告延安：蒋介石已到武汉，明后日或可见面。同时催促项英早日来汉，“以便赶快解决新四军问题”。

随着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暂时转变，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南方红军游击队中，开始产生非常危险的右倾情绪。1937年7月，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因右倾麻痹，丧失警惕，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诱骗，集中开进漳浦县城，结果被全部缴械。同年9月，湘鄂赣边红军在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派去的副司令员、副官主任、军需主任。为此，中共中央特派董必武前去武汉，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向博古、叶剑英等人发出指示，指出湘鄂赣谈判“完全错误”，同时提醒鄂豫皖等地谈判不得重蹈湘鄂赣及闽粤边之覆辙。最后严肃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共和红军游击队最高领导人项英，由于还不了解国共两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所以极力集中部队。9月29日，项英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各地游击队“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1日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和叶剑英等，明确指出在目前“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致博古、叶剑英：“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10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再次专门发出指示：“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方针。”

10月1日，博古向党中央转报了项英通过江西省保安处发给博古的第一个电报：“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当天晚上，博古亲笔起草了给项英、陈毅的回信。在信中，博古除了详细介绍主力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经过和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八路军等情况外，还针对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特别以何鸣部队因集中进城被粤军欺骗缴械为例子，给项英、陈毅交代了党中央指出的“最低限度”之3点指示：“一、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义，只受地方最高机关之节制，这为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二、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质、军队与经济之补充接济；三、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博古将此信以及“陕北出版之《解放》全部14期及中央决议、宣言、大纲、地方工作指示与地方红军谈判必须坚持的条件各一份”，派与项英相识的交通员顾玉良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上尉副官的身份随身携带，急送项英，并转告项英，请他按中央精神安排好工作后，立即来南京面谈。

10月20日，项英随顾玉良到达南京，受到博古和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博古向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改编新四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项英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此，博古、叶剑英在10月26日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实事求是地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并建议项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为妥。

经过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与国民党的艰苦谈判和反复协商，最后，中共方面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4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但同时在坚持单独成立一军、国民党不插入一人、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等原则问题上，也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了让步。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何应钦亦于1938年1月初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等人担任副军长、正副参谋长、正副政治部主任的委令。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至南昌三眼井。4月4日军部离开南昌，4月5日进至皖南歙县岩寺，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在新四军筹建过程中，博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完满地完成了肩负的历史使命。

恢复和重建中共南方党组织，为新四军输送大批领导骨干

为加强对南方各地党的工作的领导，在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会后，博古即于9月8日到达南京，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住进设在傅厚岗66号的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为了尽快恢复和重建中共南方党组织，博古花了很大的精力营救被关在狱中的同志们。当时在南京有中央军人监狱、老虎桥监狱和首都反省院，这3座监狱关押了大批的共产党员。经过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努力，先后从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监狱将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黄文杰、张琴秋、张越霞、陶铸、曹瑛、钱瑛、刘顺元、李世农、张恺帆、桂蓬等1000多名政治犯营救接应出来。

为了让这些出狱的同志尽快投入工作，博古让熟悉监狱情况的黄文杰、刘顺元牵头，成立营救组，负责营救、接应、安置和审查工作。经过严格的政审，这些同志中的一部分被输送到延安，一部分被分配到南方各地，成为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领导骨干。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汇报说：“现已建立江苏、湖北两省委，浙、粤、闽已派人去。南京已建立市委，现拟建立皖、赣两省工作，请富春注意准备南方各省干部。”许多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和武汉长江局组织部分配到南方各地，大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骨干。

积极贯彻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作战方针、斗争策略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明确的阐述。迅速开赴敌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大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是贯彻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的基本要求。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于1938年5月4日发出第一个《五四指示》，对新四军挺进敌后的任务和步骤做了具体规划，即第一步，先按照第三战区命令向苏浙皖边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思路已基本形成。6月2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再次强调：“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1938年9月至11月，博古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深刻领会了会议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六中全会决定对中央在各地的派出机构做出调整，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与西南局。鉴于中央决定西南局统管包括粤、桂、港、澳、云、贵、川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周恩来、博古、凯丰于1939年1月7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将西南局改为南方局，在13名委员中设立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玉章、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根据分工，3名政治局委员中，由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兼组织部长，凯丰兼宣传部长。同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开会，7月因坠马右臂受伤，8月27日飞苏联疗伤，因此从8月27日起至1940年5月31日周恩来返重庆期间，由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工作。

1939年8月，为向军政部交涉增加编制军饷等事宜，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赴重庆。叶挺在南方局受到博古的热情接待，并就新四军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发展方针与博古进行了探讨。10月初，南方局致电延安，提及叶挺对新四军问题的看法：“叶挺到渝情绪颇好，政治有进步。他坚决主张在斗争中求发展。”并要求中央将他们的意见答复项英：“发展方针，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同时须多注意发展方式和方法，勿与廖磊增加摩擦（自然不能因避免摩擦而停止发展）；在江南或在江北，应经常有坚决的自卫的准备，如部队遇到无理压迫，须坚决予以反击，然后交涉。”

在重庆，博古、叶剑英等人与叶挺就新四军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研究。当年4月底至8月初，为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叶挺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作了整整3个月的考察，对江北敌后的地形地貌、日军布防以及社情民风有了深入的了解，提出新四军在江北发展的条件远较皖南有利。博古多次听取叶挺的汇报，对孤悬江南、身处面敌背顽困境的新四军军部寄予深切的担心。同年11月7日，由博古牵头，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叶挺5人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并转项英电，就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他们的看法：“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困难环境中，区域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同时向中央提出了5点具体可操作的建议：

（一）立刻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

（二）先将子弹、药物等移到江北适当地点；

（三）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

（四）主要地区放到津浦以东；

（五）指挥机关秘密到江北去。

这个建议比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突破口打开发展华中局面的方案，时间略早几天，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1月11日，从延安南下华中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新兴集致电中央书记处，首次提出“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中共中央在收到南方局和中原局的报告后，于11月19日发出对华中工作的重要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地尽量地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遗憾的是，新四军个别领导人并没有采纳博古和叶挺等人的正确意见。

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同机罹难

1940年11月，博古奉党中央指示从重庆到延安，不久出任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组成的《解放日报》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后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规定，2月中旬，博古被党中央派到重庆，担任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参加宪草审议工作。

经中共中央多次努力，1946年3月4日，在皖南事变中因谈判被国民党拘押5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终于获释。当日下午6点50分，叶挺在国民党元老、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陪同下，乘车抵达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红岩村。红岩村贴满了“欢迎叶挺将军”“叶挺将军是人民的军队的光荣”“叶挺将军的出狱是人民的胜利”等标语，其中还有叶挺12岁的女儿扬眉亲笔书写的“欢迎爸爸”的一条标语。博古和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等迎上前去，热烈祝贺叶挺回家。

4月上旬，叶挺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前往延安参加整军工作会议的通知，正巧博古、王若飞也要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宪草审议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于是确定4月8日与叶挺一同乘飞机去延安。同行者还有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返回的解放区代表邓发，王若飞的舅父、老教育家黄齐声老先生及其孙子黄晓庄，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和3岁的幼子阿九，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人。美军驾驶员兰奇上尉等4人执行飞行任务。

不幸的是，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险坠毁，博古及机上全部人员都不幸罹难。噩耗传来，山河失色。延安、重庆两地同时举行追悼大会。周恩来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奋笔疾书写出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其中写道：

“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