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攀枝花

　　在我国西南部川滇两省交界处，坐落着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攀枝花市。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回想20年前基地初建时那些热火朝天的日日夜夜，不禁怀着深深的崇敬，想起为基地建设付出大量心血的周总理。在基地建设的前6年，我曾有幸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为这项重大工程的实施而工作。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件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1964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加强基础工业，加强内地建设时提出，要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并亲自提名由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工作。会后，有关部门立即开始研究开发利用攀枝花、西昌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修通成昆铁路的问题。大约是当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召集国家计委和冶金、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专门讨论了基地建设问题。当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分工由我具体负责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因此，凡总理召开的这一类专门会议，我都参加了。会上，总理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建设攀枝花的指示，特别指出毛主席讲的“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是我们今后建设攀枝花的方针。他接着说：要尽快组织一个攀枝花建设专家考察组，程子华同志任考察组组长，成员以冶金部为主、各部协作配合，由各专业领导和专家组成。考察组要尽早到现场去，到实地调查研究资源、交通、水源等情况，考察配套建设冶金、煤炭、电力及各矿山、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一个半月之内完成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不迟于8月底回京汇报。周总理以炯炯而深邃的目光环视着我们，就象一个临战前的司令员，向我们下达了战斗任务。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号令，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一项建设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的宏大工程已经拉开了序幕。

　　会后第四天，子华同志便率领一支百多位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伍奔赴攀西地区。我们沿着成都至昆明公路南行，先在安宁河两岸，后至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头顶炎炎烈日，跋涉崇山大河，白天分组踏勘煤、铁、石灰石等矿产及水利、林业资源，探寻水运、陆运通道，特别是要预选几处可以容下相当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以备比较研究选定；晚上分头整理考察资料，自由组织研讨。这样野外工作了一个多月后，返回到西昌邓海招待所集中讨论、辩论了十多天，初步提出了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厂址建议。这时已是9月初了，我们赶紧回京，向总理汇报。

　　一天上午，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听取考察组的汇报，国家计委、建委等有关各部、委和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在座。先由地质部的专家汇报了攀西地区的铁矿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资源情况，对有条件先开采的几个矿区作了详细介绍。当大家听到，攀西地区的钒钦磁铁矿远景储量有96．6亿吨、当前已探明可供开采的工业储量达40亿吨时，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着，程子华同志在汇报中提出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必须配套建设、三个建设项目应同时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上马的意见，以及选择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厂址的具体建议。这时，总理点名要我补充汇报，我讲了以下四个问题：（1）关于钢铁厂的建设规模，不应低于年产300万吨，第一期工程可先按年产150万吨建设。（2）赞成厂址选在弄弄坪，厂址的面积略小了一些的问题，可以让设计师在厂区总图布置上多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3）攀枝花钢铁厂与六盘水煤矿、成昆铁路必须同时规划建设、配套生产通车。（4）冶炼攀枝花铁矿的工艺流程需要继续进行工业性试验，原安排建设的试验厂应即速动工，所需资金2000万元请尽快拨给。

　　总理听完考察组的汇报，满面春风地说：我感谢考察组同志们这次下现场去辛勤工作，你们提出了对攀枝花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建议。接着总理谈了他的意见：

　　第一，同意将攀钢、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作为配套项目，同时上马，同时列入国家计划。

　　第二，同意把攀钢的厂址放在弄弄坪。并说：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我认为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的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加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希望钢铁厂总图布置专家们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

　　第三，同意即速建设试验厂。为了早日完成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工业试验，花这笔2000万元的投资是值得的，请计委审查核拨。

　　第四，攀钢的设计规模第一期定为150万吨是可以的，最终规模应该多大，请冶金部研究确定。

　　第五，我同意子华同志的建议，先请四川省建委尽快派一支建筑队伍带帐篷进去，在弄弄坪厂址附近盖一批房子，尽快做到“三通一住”（即通水、通电、通路和修临时住处）供现场设计人员、施工队伍和攀枝花基地建设指挥部的先遣人员居住和办公。

　　会后，各部、委和四川省遵照总理的指示分头着手各自承担的任务。不久，建设攀枝花基地的第一批施工大军开进了这片荒芜的群山。从此，亿万年来一直沉睡着的金沙江大峡谷沸腾起来了。

　　1965 年是攀枝花建设史上工作最困难、任务最繁重的一年，也是为大规模建设打基础的一年。从1964年第四季度起，所有陆续进入工地的施工队伍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打响了“三通一住”的第一仗。经过轮番作业，到1965年上半年已为陆续进入工地的10万建设大军准备好了必需的施工条件和生活条件。从下半年起，各工地先后进入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施工阶段。

　　正当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时，1966年下半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了全国，这股恶浪也迅速地向攀钢压来。到1967年初，基地建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纷纷被拉下马，我这个总指挥更是首当其冲，批判、游斗、专政，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害得我左眼完全失明。看到基地建设指挥系统瘫痪，我们忧心如焚，时刻在盼望着北京的声音。1967年7月19日下午，支左的解放军同志拿着一份电话记录对我说：富春同志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要我们立即送你到北京，并指示要确保安全，师首长已安排作战科的张科长陪同前往。我喜出望外，十分激动，急于早日启程。20日，我和张科长飞到了北京。

　　第二天，我去中南海见到富春同志，当时谷牧、秋里同志也在座。富春同志先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动情地说：“看来把你整得不轻，骨瘦如柴，眼睛也搞坏了。要抓紧治。你们那里的情况和你个人的遭遇我们都清楚，你可以不用多讲了。总理要我告诉你三句话：冶金部的造反派等着揪你，逼你对冶金部的问题表态，你什么话都不能讲；你当前的任务就是快去上海住院治病；渡口的事不用你操心，什么时候要你回去，到时就会通知你，着急也没有用。”这时，富春同志又转身对谷牧同志说：“写个条子给马天水，安排他去住华东医院。”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在上海华东医院一直住到1968年的2月底。一天，接到在富春同志身边工作的谢北一同志打来的电话，说是总理和富春同志找我，问我身体如何？眼病治得怎样？能否回去工作？要我即刻回北京，研究派我回攀枝花的问题。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当即告北一同志：“让我向总理和富春同志致意，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我身体还好，眼病疗效不显著，左眼是不行了，右眼恢复到0．5，戴镜可勉强看书写字，我认为可以工作。我明天就办出院手续，争取后天飞回北京。”

　　我回到北京，看到形势比七个月前我离开时更加混乱，更加严峻，心情十分沉重。富春同志安排秋里同志和我谈话。我来到秋里同志处，他从堆满电报、信件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我打招呼：“渡口的形势发展很好，各派‘造反’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支左’的铁五师来电中还说：渡口市30万军民欢迎你回去领导建设攀枝花。成都军区也给中央来电，说渡口市各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形势趋向安定团结，全市广大职工要求早日复工建设。他们还建议，着手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以带动全川。总理要我们研究渡口的形势发展，回去组织复工的时机是否成熟？还说你已经被他们糊里糊涂地‘打倒’了，现在又派回去重新领导，要研究给一个什么名义才能确保你做好工作。现在要你来就是研究这些问题。你还是住在家里，安心吃药治病，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到3月底，总理认为渡口的形势又有了好转，恢复基地建设的时机日趋成熟了。一天晚上，总理叫我去他那里。他正忙着批阅电报，看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实现统一领导。具体说就是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经与成都军区研究并请示中央决定，任命你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和攀枝花基地建设总指挥。现在，成都军区正在锦江宾馆召开渡口市各建设指挥部、企业、市政府各局负责人及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组织成立市革委会的有关问题。他们来电请你参加，最好你明天就能动身。听了总理的指示，我即动身返川。

　　我一到成都，成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国华同志见了我就说：中央来电了，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和对你的任命。总理还向我提出，要我们保证你这次来渡口能行使领导职权，还要我保证进渡口的汽车不再被红卫兵阻截。我都向总理作了保证。进渡口的汽车，我要派解放军护送，看谁还敢截！

　　1968年6月，渡口市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集中解决了两大问题：一、进一步加深对周总理的指示：“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促进攀枝花工业基地尽快建成”的认识。二、总理要求1970年“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意义重大，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完成。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向基地全体职工下达了“1970年一季度前必须完成炼铁系统全部工程，以确保当年‘七一’前出铁”的任务，并要求各分指挥部进一步具体布置、落实完成。会议决定：动员全市广大群众，开展“‘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活动，把全市的生产建设引向新的高潮。

　　周总理抓攀枝花基地工程建设，首先抓住“提前出铁”这一中心环节，必将带动攀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七十提前完成。由此我们体会到周总理在那个特殊时期，为维持生产建设的良苦用心。我们总指挥部、各分指挥部和“支左”部队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执行总理的指示，对承担的建设任务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到1970年4月上旬，炼铁系统全部工程已告完成，接着就开始了按工厂、车间进行调整、试车、投产工作。从6月中旬起，各车间按计划向炼铁厂提供焦炭、烧结矿及石灰石等炼铁原料，高炉于6月26日点火。由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已经多次试验，炼铁厂技工已能熟练掌握，故从6月28日起开始顺利出铁，实现了总理提出的“‘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目标。

　　1970年7月1日，由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委会主持，分别在西昌和渡口召开了纪念“七一”、庆祝成昆铁路通车和攀枝花出铁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都派代表出席祝贺，并在现场参观了高炉出铁的壮观情景，目睹满载攀枝花生铁的火车，源源开出渡口市奔赴祖国各地，我心中默默地想，周总理您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正向着第二个目标--早日出钢而努力奋斗。

　　大概是在1970年年末，总理办公室忽然来电话，要我和革委会副主任、铁道兵五师师长顾秀同志一起到北京去。到北京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等候总理接见。一天深夜12时左右，总理要我到他在京西宾馆的住处。总理对我说：“中央已决定调你到四川省委去担任书记，分管工业。但谁在渡口接替你的工作，还颇费踌躇。经我们研究，并同成都军区、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商量，打算调顾秀同志接替你担任渡口市委书记兼渡口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有什么意见？”我当即答复：“我同意由顾秀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1971年1月，我奉命调到四川省委工作，脱离了渡口市和攀枝花基地建设的领导工作。从此以后很少有机会再直接听取总理的指示和教诲了，但在周总理领导下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往事，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