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最辛劳的领导者

　　大革命后期参加共产党的人，大多在入党时就熟悉周恩来这个名字。恩来同志从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广东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为党培育了大批军事、政治英才，此后又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共产党员，都是以十分敬仰的心情，谈起恩来同志的。

　　难忘的第一次会见

　　1933年在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我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反动派从1930年底开始对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均遭失败之后，蒋介石于1933年夏秋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用兵达50万之多。那时候，我在五军团十三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陈伯钧同志。我师奉命同三师、十五师一起向资溪桥、潭头市发动攻击，牵制敌人，以配合一、三军团主力同敌军决战。上级命令陈伯钧和我：为了大局，必要时十三师要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甚至全部牺牲，包括你们师长、政委两个人在内。我师苦战数日，按期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但部队伤亡很大。就在此时，我专程从部队驻地赶到瑞金，向中央军委请求补充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恩来同志接见了我。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十三师的作战情况，并提出了要求补充弹药的数量。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汇报之后，向我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他说：现在，整个中央苏区的武器弹药都很紧张，你们要的数量太多，不可能按你们的要求拨给你们。恩来同志沉思片刻后又说：我记得在这以前已经给十三师补充过几次了。接着他便具体讲了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了多少；第二次是什么时候，给了多少；第三次……。时间和数字都说得十分准确，丝毫不差，我听后连连点头。恩来同志惊人的记忆力，把我怔住了。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掌管整个红军的全局，对于一个师的历次给养竟记得如此清楚，真令人惊叹不已。恩来同志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他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与超群智慧的结晶。最后，周副主席还是同意为十三师补充一部分弹药。我望着恩来同志坚定沉着的神态，亲切而又炯炯有神的目光，怀着敬仰和钦佩的心情，离开了他的住处。

　　长征路上最辛劳的领导者

　　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我和恩来同志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长征开始时，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任命陈赓同志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于部。陈赓同志在白区时就长期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彼此交往甚密。他不时向我讲起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情景，称赞恩来同志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才智过人。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陈赓同志和我经常到恩来同志处汇报情况，接受任务。恩来同志是长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他坚决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路线，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打破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经过一天的紧张行军，部队到达宿营地以后，大家休息了，恩来同志还要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为此，他经常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忘我地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陈康同志和我在恩来同志处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息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能够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至于边吃饭边处理公务的情况就更常见不鲜了。

　　遵义会议后，几乎每一个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集体研究作出决策，交由恩来同志具体组织实施的。1935年4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抢渡金沙江的决策，以使红军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这一重大行动，就是由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和统一指挥的。红军干部团受命抢占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的绞平渡。记得我们刚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恩来同志便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占绞平渡的计划。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十分周密审慎，他强调了各种有利条件，勉励我们尽最大努力抢渡成功，同时也指出了种种困难，并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一部分部队过了江，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时你们就要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当即决定刘伯承同志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在干部团抢渡金沙江和奔袭对岸通安州的战斗胜利以后，恩来同志又同渡江指挥部司令员陈云同志等一起亲临绞平渡，指挥全军彻夜抢渡金沙江。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恩来同志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恢复名誉，对志丹等同志给予完全信任，立即分配工作，决定志丹同志担任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同时，又任命志丹同志为北路军司令员，下辖二十八军、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并给了攻打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的战斗任务。我被派到红二十八军和北路军任政治委员以前，恩来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嘱咐我到任之后，要充分尊重刘志丹同志，充分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并指示我，可以从一方面军选调少数几个人到二十八军工作，但人数一定不要多，主要要依靠原陕北红军的同志。我们几个由中央派去的干部都认真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办事，同刘志丹同志和陕北红军的同志们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丝毫芥蒂。恩来同志考虑问题、使用干部的着眼点和出发点，由此清晰可见。他不愧为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顾全大局的模范，党内团结的模范。

　　日理万机，精心治国

　　抗日战争时期我受一二九师的委派在冀南革命根据地工作8年，没有到过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二野战军任职，之后在南京和云南工作，十余年一直没有机会同恩来同志见面。直到1950年到北京参加七届三中全会，才见到恩来同志。1954年底，第一次撤销大区和中央局，我从西南局调到北京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从这以后，同恩来同志接触的时间就多一些了。当时的总干部部，部长是罗荣桓同志，除了日常的军队干部任免以外，花很大的精力评军衔。授衔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遇到重大问题时，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常委同志汇报。

　　1956年，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并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后，写了《论十大关系》的文章，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不久，总理对我讲，主席下决心要从军队抽调干部，最好是中央委员，加强地质部门的工作，让总干部部提出人选。过了几天，我便向总理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到地质部工作。总理说，此事要请示主席。不久，他告诉我，中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子能事业部，让我当部长，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同志为副部长，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从此，我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长，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三机部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总理的全面关怀，他亲自责成有关部门解决选调干部、调集和培养科学技术人员、引进和制造设备以及组织协调等方面的问题，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57年，总理抓住有利时机，派聂荣臻同志为团长、陈赓和我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访问，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并指示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要抓紧对先进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三机部党组遵照总理指示，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努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把先进技术学到手，努力做到“边干边学，建成学会”。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同年7月，总理在庐山会议上向我和刘杰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在中央的关怀和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大力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同志们团结奋战，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比较快地实现了自力更生的大转变，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和健全了我国独立的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1964年10月，比中央的要求提前3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总理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之一。

　　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大党的中央副主席，恩来同志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从党内到党外，从内政到外交，工农商学兵，工、青、妇和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以及文艺、体育、卫生、科技等等，凡是重大问题，总理几乎都亲自过问，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出面协调和解决。我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倾注了总理的心血。总理平易近人，不仅能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而且能够体谅下级的困难，我们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他总是给我们以支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大家都愿意找总理。可是，总理实在太忙了，他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有些同志便趁总理周末跳舞的机会，向他汇报工作，请求指示，总理在每次舞会上都能了解到不少情况，并相机处理一部分公务。陈赓同志同总理特别熟，有时甚至抓住总理入厕的时间谈一点问题。总理日理万机，实在太辛劳了。

　　1960年，中央调我到东北局工作。我在长春召集第一次东北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还没有开，中央要我们东北局的四名书记马上到北京开会。会后总理找我谈话，指示东北局除抓好农业生产外，一定要把钢铁和煤炭搞上去，并让我立即坐飞机去鞍钢布置。以后，总理对东北的工作经常有指示。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当时，除了工作中“左”的错误外，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紧缺，不少地方闹粮荒。为了从产粮省上调粮食，总理操碎了心。在中央召集的会议期间，他找有关省的负责同志一个一个地谈，耐心地做工作，有时为从一个省多调几千万斤粮食要反复商量多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恩来同志同少奇、陈云、小平等同志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持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和果断的措施，使国民经济从1962年到1966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擎天的柱石

　　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总理的这一段评价，我有深切的体会。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东北地区许多同志也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坚决保护。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为延边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1966年8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总理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我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我说：“我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我还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马明方、赵林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我走了以后，马明方同志留在延边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尊重朱德海同志的领导。他说：要爱护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特别是培养一个民族干部不容易。9月底，总理亲自点名让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让他的名字见了报。同年年底，总理又一次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可是，横行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派他们的帮凶到延边，给德海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姚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终未能免遭劫难。1972年，当德海同志病重时，总理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德海同志党的组织生活。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早年赴欧洲参加勤工俭学，是我党的老党员。他很有见地，对1958年“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有过某些保留，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所谓右倾错误，欧阳钦同志和东北的其他几位省委书记态度都比较消极。欧阳钦同志很顾全大局，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主动为国家分忧，尽量从黑龙江多调些粮食出去，而不让本省居民的粮食定量定得过高。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林彪、“四人帮”一伙唆使造反派批斗欧阳钦同志。他身体不好，态度又强硬，如果再遭批斗，身体很可能支持不住，我们在1966年底秘密地让他随我坐飞机到北京，安排在北京饭店。因事先来不及请示总理，到北京后我立即写信给总理，建议欧阳钦同志留在北京住院治病。总理很快批示同意，欧阳钦同志遂被送进空军总医院保护起来。

　　对于我本人，总现也是十分关怀和尽力保护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总理请示，总理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铸同志负责同我们联系。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我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东北的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我，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一楼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我进行殴打，并把我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我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此时，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六楼，将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我才幸免于难。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1969年，我下放到辽宁的农场劳动，不断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我的几个孩子于1973年联名写信给总理，要求让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总理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年的4月，我还没有被“解放”，总理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问黄镇同志：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过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总理以这种形式再一次表达了对我的关怀，意图很清楚，希望我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可见总理虑事之精细，亦见其用心之良苦。可是，“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令我从北京医院出院后直接上火车站径返辽宁，我要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几天，看看熟人，也遭到无理拒绝。

　　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动乱时期，总理要顶着他们这一伙的压力，继续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其处境之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几乎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东北地区的代表来了，有时总理让我先出面谈，然后他再接见。总理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实在太疲劳了，我目睹他在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从这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两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中途还要坐下来休息一次到两次。看着这情景，真是使人心痛啊！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和分裂群众，制造种种事端，处处刁难和折磨总理，到1974年，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居然明目张胆地打着“批体批孔”的旗号批起总理来了。这时，总理已重病缠身，但他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排除干扰，以坚强的毅力，抱病坚持工作，在病房接见外宾，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我1974年被“解放”，虽说名字出现在报上属“参加的还有……”之列，但总算有机会能在国庆宴会上远远地望一望总理。望着他那消瘦的身影，我思绪万千，忧心如焚。我多么想去看看敬爱的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但是又怕干扰他的休息，影响他的健康，同时也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总理进行刁难的借口，只是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我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在总理不幸逝世之前，未能亲自去看望他，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1976年1月传来了令人胆裂肠断的噩耗：10亿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去世了。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最难忘的是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那是一个寒冷、肃穆、宁静的早晨，吊唁的人涛滚滚，泪浪滔滔。我带领全家向总理的遗体致哀，悲痛欲绝。

　　总理离开我们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