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指导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1976年，将近27年的岁月里，他一直担任着我国政府的总理，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之下，他领导着中国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新中国的每一项成就，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同样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付出了宝贵的精力。这里仅就我所接触的几件事和亲自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简述如下，借以抒发我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无限崇敬和缅怀的心情。

　　（一）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制订的。他指示要根据世界科学已有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个任务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在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的条件下，是既迫切、又艰巨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尽可能地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当时，我们无论从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以仅有的科学技术力量，完成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当他在听取汇报科学规划时，强调指出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又根据解放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要求我们要“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

　　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正确地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处理好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为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有效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时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来制订规划，经过反复讨论提出50多项任务，安排了科学调查、研究试验、试制任务。他指出，在大力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他说：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后又在这一基础上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深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少走了不少弯路，而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例如对核武器的发展，我国原来几乎没有专门搞这方面工作的人员，正是由于我国有了一批具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才能使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取得较快的成功。在“文革”后期，周总理对科学院的同志说，“为了发展核武器，当时从科学院抽调了一批做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可以还给你们了，以加强基础理论工作。”足见理论工作的重要和周恩来同志的远见卓识。

　　在周总理多次听取科学规划的汇报和指示下，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了，经党中央批准付诸实施。由于规划的方针正确，措施具体，组织落实，十二年规划提前5年，于1962年经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党中央提出在我国努力争取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1962年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讨论了制订新的科学规划的问题。周总理出席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当年底开始组织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年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大跃进”之后，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困难，以及苏联单方面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的情况下制订的。1963年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他鼓励科技人员要有科学的态度，要有雄心壮志，他还一再强调要相信和依靠自己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多次亲自召集各有关部门、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开会讨论，组织协作，检查进度，攻克一个个难关，部分地实现了规划的要求。可惜“十年规划”实行不到5年，由于十年动乱，被迫停止了。

　　（二）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记得1956年初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开始不久，我们向他汇报规划进展情况时，提出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科技情报机构。周总理说：“你们工作这么几年，这个情报部门都没有，你们的‘仗’是怎么打的？”他的这段又是批评、又是鼓励的话，向我们提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于是在十二年规划中，将建立科技情报工作作为一项紧急措施列为重点任务。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指出：“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应该及时地解决必须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所等问题，积极地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并且进一步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根据这一指示，195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原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原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任务、管理体制、机构设置以及建立国内科技情报网的原则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部门共建立了50多个专业情报机构，全国建立了7个地区综合情报所，出版各种情报刊物457种，科技文摘28种，快报20多种。

　　但是规划执行的初期，建立情报机构仍然未被有关领导部门重视。经过国务院批准建造新的办公大楼，因为地皮、施工等问题，一再拖延，大概过了一年多了，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因为其他事情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我就问，“你们情报所的大楼盖的怎么样了？”我如实地向他报告了进展情况。事隔一年多，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仍然记挂着这件事。总理日理万机，国家大事、天下大事都在他的胸中，但他还未忘怀作为一个部门的科技工作中的一项具体措施，他是多么关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啊！这使我深深感动。时隔近30年了，我仍记忆犹新，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1963年制订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任务之一。

　　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周总理仍然关心我国科技情报工作。1970年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再一次指出：“情报所要组织好，搞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这是为大家服务的。”

　　为了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就必须从我国实际需要出发，认真地而不是肤浅地，有选择地而不是全盘地，有分析地而不是盲从地，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多次指示我们对外国的先进的东西要学习，要钻研，对友好国家和国际朋友，我们可以采取交换索取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购买技术的方式，吸取国外的科技成就。在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十二年科学规划”单独列了《国际合作》一章。我们先后开展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

　　周来恩同志对科技情报的交流和保密工作也很重视，为了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的关系，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1958年，根据中央科学技术保密工作的指示，各科技部门开始建立了保密工作机构和保密制度。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保密的范围越来越宽，保密的密级越定越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单位、各地区的交流，甚至形成互相封锁，科学技术人员得不到必要的资料，不了解其他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影响了工作。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科学家们对此有强烈的反应。周恩来同志从会议的“简报”上看到了这个问题，很快指示国家科委着手解决。为此，国家科委与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在聂荣臻副总理的领导下，专门召开了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解决科学技术论文、著作等的出版、印刷、稿酬等问题。为此，国家科委成立了出版局，使科学论著得到及时发表，初步改善了国内的学术交流。

　　加强出版工作，虽然使科技交流情况有所改善，但保密过宽、密级过严的问题仍未解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5年5月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改进科学技术保密工作的报告》，决定由中央保密委员会、国家科委、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我被指定负责筹备工作。筹备组向聂荣臻（兼国家科委主任）、薄一波（兼国家经委主任）、罗瑞卿（兼国防工办主任）、谢富治（兼公安部长）四位副总理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汇报后，于8月22日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对保密过严的原因指出：一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科技人员，以致保密“层层加码”，二是垄断思想，把资料成果据为己有，三是审批过严，交流手续过繁，还有就是学习苏联的“框框”。因此，他要求“创造一套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保密制度”，要从政治思想作风，依靠群众和加强党的领导三方面来抓好这项工作。他还指示要抓几个典型，“有典型，才能得出结论怎么办”。最后他要求各有关部门“搞出保密项目来，要保住核心机密，项目少些才能真正保得住。只有领导重视、群众重视，责任明确了，才能保住科学技术机密”。他还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指出：某些科技保密项目过一个时期以后，可以降密。周总理还逐字逐句地审阅了这次会议的汇报提纲。全国科学技术交流和保密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了。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具体制订了科技保密项目和密级划分，既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流，又保住了国家的机密。可惜为时不久，1966年开始了十年动乱，科学技术的交流也好，保密也好，都付之东流了！现在情况不同了，1985年我国实行专利法，既保护了发明者正当的权益和避免技术垄断，又适当地解决了交流与保密的关系。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们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今天，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重温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教导，将是十分有益的。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