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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社会主义制度创建思想简论

何友良

2018年04月19日12:23    来源:人民网

  周恩来是一位在1921年秋就已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深刻思考的杰出领导人。在50年代前中期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社会变革中,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道路方法、政策措置、目的任务和政治保证等根本问题,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着眼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平等幸福的现代化社会,是他思考的中心点。这些思想,与毛泽东等的一系列论述融会成党中央的集体智慧,成功地擘划和指导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进而为国家民族奠定了其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自觉选择和承担的历史重任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比当年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了一套完整切实的发展方案,这就是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思路,毛泽东在建国前已多有表述;新中国建国之时,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来规划,对其政治制度、国家形式和经济社会等政策,作出了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制。周恩来指出:“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现,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①显然,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定了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要由此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构架。

  可是,面对快速的革命变化和美好的前景描述,这一构架当时没有得到全社会广泛一致的理解和认同。在中共党内,“少数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和看法不正确”,不理解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人心存疑虑,害怕遭到突然剥夺。因此,至1950年春,“究竟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蜂然而起,成为广为关注的社会问题。这表明,中央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思设想,还面临着思想阐释和政策教育的艰巨任务。周恩来在繁忙的内政外交事务中,主动担负起这一任务,较为充分地阐述了创建社会主义的条件论的思想。

  其一,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主张的产生,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只看到建国之初的政权优势和主观意愿,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有鉴于此,周恩来从社会发展规律和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出发,在1950年4月的全国统战会议上,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思想。他批评在条件不成熟的今天就要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不正确主张,明确指出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采取逼迫排挤的政策,“也通不出社会主义来”。②他着重阐发了条件即为何要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发展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就是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③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正是为社会主义准备经济基础和条件的必经阶段。因此,他特别警惕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及其具体政策为新中国今日所必需,我们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只有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才能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④故须防止“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的“左”倾冒险情绪,⑤决不可躐等而进,“不能够冒进”。在“巩固”后面加“发展”,表明他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想得更为周全;要求防止制度创建上的“左”倾冒险情绪,在建国后是第一次,则表现出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深切关照。

  其二,团结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急于实现”主张产生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对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怀疑,则是出于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担忧。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到如何认识、理解和坚持党对民资的政策,而为周恩来所重视。他认为,在基本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即农村中广大农民与资本主义势力、城市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到发展经济和采取什么方式、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1950至1952年间,他在对党内外、国内外人士包括民资代表人物的讲话中,坚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反复阐明:1.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是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对其政策是既联合又斗争,既团结又改造;2.团结、联合就是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其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国民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斗争就是改造”,即在经济上既使其受到限制又使其适当发展,在政治上吸收其代表人物参加政府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逐步改造其思想。团结和改造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3.用和平转变的方式、道路进入社会主义。他特别指出,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用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⑥周恩来相信上述政策思想能够成为现实指导并赢得大众,因此,在1951年国庆节招待各国外宾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中国是可以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可以看出,周恩来已经初步阐明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道路,其中心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建要建立在以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要先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然后再以和平的方式健康、顺利地进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制度创新。这里,既表现出他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念的坚定性,也显示出他在基本国情认识上的睿智。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和思想,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以其杰出的才干和全部的努力,与毛泽东等共同承担起领导“改革旧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⑦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历史重任。

  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和两个过渡的思想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规定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时间步骤、道路方法和方针政策,其基本设计是:从新中国成立起算,大体经过15年左右完成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在前15年工业化的基础上,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次年9月,又制订颁布了体现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新时期。周恩来在阐扬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领导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先后表达了创建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发展速度和学习外国、扩大民主与改进体制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重要思想。这里,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有学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认为他们50年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界定,是仅仅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社会主义,没有把所有制同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⑧就周恩来而言,这个评论仅源自他在1953年9月8日所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关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一段话,却未顾及该讲话的其它内容,更忽略了他的其它大量论述,因而并不全面。其实,周恩来并不忽视生产力问题,相反,他一直注意从生产力发展来看待所有制改造、看待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观,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

  首先,周恩来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和基本目的。1953年9月,周恩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阐述最为集中,其基本点就是创建社会主义,需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⑨在这个改造中,着重要提出经济改造问题;⑩因此,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显然,他是将生产力和所有制问题联系在一起,视之为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整体环节。一年之后即1954年9月,他对社会主义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又有了更深的拓展。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决定意义。12这个思想,比中共八大的决议早了二年,并且在八大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在论述农业集体化的目的意义时,他提出了“目的是提高生产,共同富裕”和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质量标准的命题,并且力申要自愿而不是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他还鲜明地表示,必须坚决反对对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的平均主义,改革分配制度,注意保持手工业者关心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必须善于保存私营工商业原有经营方法中一切好的经验并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在国家统一的大市场内保留一定的自由市场,扩大农民自留地和长时期保留肩挑小贩等等。这说明,周恩来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结合的角度,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是什么以及发展生产力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地位等根本问题的,他的社会主义观并不偏颇,其重视物质基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将摆脱落后和贫困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基本目标,断言如果不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个论断,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次,周恩来在生产力基础中特别关注工业化问题。对于工业化与三大改造的关系,他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支持和保证,即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能真正巩固三大改造的成果;在工业化的设想上,他强调的是质而不是量,即要求建立中国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不是一下子要求有很高的产量;他对工业化目标追求的原因、背景的论述堪称深刻: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以工业化为基础才立得住,所以如此,固然是国内摆脱贫穷落后、人民走上富裕幸福的保证,同时也是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需要。他以世界性的目光,分析工业化在中国国际关系和地位中的支柱作用,赞成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完全独立的因果关系的论断。他指出,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有依赖心理,要防止成为人家的附庸国,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中国搞轻工业,是不行的;西方国家一直看不起我们,中国甚至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还会受到有些国家的欺侮。这两端的解决,均有赖于中国实现工业化。因此,“中国现在中心的问题是国家工业化……我们要多做、埋头苦干。只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像个样子,西方国家会改变态度的”,13中国就可以“永远不受欺侮”而傲然立足于世界。他对建立工业化基础的一五计划,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显然,周恩来、毛泽东都对工业化表示出急切的渴求。这种渴求,一方面促动着他们着力为新制度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论及一五计划的实质时指出,这是为了集中进行迅速的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建立经济基础,因此,“用任何标准评价,50年代的工业化都是一个显著的经济成就。”14这个评价很有见地。另一方面,这种渴求反过来又促动着他们在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着力寻求为加快工业化事业建立一种制度机制。不言而喻,这种机制就是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仅内容完备,而且富有特色:总体战略上,中国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转变为和平的、不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经由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逐步增长来实现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与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同;在方针、办法上,实行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并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将合作化作为农业和手工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而国家资本主义照周恩来当时的话说,是与别国不同的“中国型的资本主义”,至于合作化的中国特色,尤其鲜明。但是,总路线总任务中也蕴含着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这就是工业化与三大改造的实现时间是否可以一致。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抓紧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两个环节,并要求反对保守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的指示后,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周恩来明鉴于此,遂相继提出主体(工业化)两翼(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改造)并进和“两个过渡”的思想,以求解决这个矛盾。

  起初,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两翼前进而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就可以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门槛的形势下,应该解决主体被动的状态。1955年12月,他认为两翼的前进,推动着主体也要前进,不允许落后,故要求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完成的工业化加快速度,提前完成。但仅过一个月,他便改变了这种认识。1956年1月底2月初,他在全国政协的两次讲话中明确指出:1.过渡时期应是两个过渡,一个过渡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将在三年内基本完成,但并不是完全完成;另一个过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两个过渡合起来,就成为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15。2.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要实事求是,工业化需要时间和知识,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两个过渡思想仍然是对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原则的反映。这个思想既有灵活性也有坚定性,它一方面,解决了总路线中存在的难题,客观上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时宣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他不赞成只强调三大改造一个过渡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认为这还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只有两个过渡都完成,才是完全进入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上的一贯认识,他的关于开始进入和完全进入社会主义的论述,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和在完成所有制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必须致力于工业化目标以达到完全进入社会主义的深刻思想。这个思想虽是初步的,却富有洞见,从而为长期致力于工业化建设也包括反冒进行动提供了思想指导。

  反对急躁冒进

  1956年初,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冒进行为已然明显,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周恩来以敏锐眼光提出了反对冒进的问题。

  反冒进是社会主义制度创建时期最有思想远见和经验意义的事情之一。一般地说,反冒进是一个有关建设速度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也在这个范围内并富有成果,自无庸议。可补充的是,反冒进又不仅仅如此,而是也涉及到制度创建的问题,因而也就关涉到准确全面地理解周恩来的真实思考和反冒进的全部意义。

  周恩来最初是从保证稳健实现制度创建的角度认识和反对急躁冒进的。还在1955年秋冬,他便几次提出要克服和防止工业化和三大改造中的有或“左”两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16到1956年初,这个思想更为明朗。他认为,1955年12月后冒进就冒头了。他指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他不同意提早完成工业化和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等意见,认为谨慎一点好,“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17“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18这说明,他之反对冒进,固然是为经济建设中的脱离实际而发,但同时也是其稳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创建思想的深刻反映。他显然不同意缩短过渡时期的时间,不同意过早宣布社会主义的建成。为此,他态度鲜明地与刘少奇、陈云等一道,坚持领导了为期一年多的反冒进行动。

  周恩来将反对急躁冒进与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相分离而将其限制在经济建设范围内,时间上大约在1956年春夏间。这以后,一方面,他未再坚持两个过渡和晚一点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思想,同意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即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意见。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19“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这是伟大的胜利。”20周恩来在参与成功领导三大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上,是有巨大贡献的。另一方面,他坚持在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思想,例如,6月4日,他在中央会议上指出了急躁冒进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会议据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2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反对冒进,要求既积极又慎重、既热情又稳健地前进,既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防止脱离实际和可能,影响生产和生活。中共八大提出的主要社会矛盾、主要任务、经济建设方针以及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等命题,都清晰地显现着他的思想贡献。八大之后,他的现在主要应该批“左”、在国家实际和注意人民生活原则下确定建设速度等论断,表现出可贵的勇气和价值。

  反冒进的思想行动与毛泽东这时的思路是不一致的。从1955年下半年以来两人的思想倾向上看,他们之间确实有所不同。周恩来倾向于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稳定地发展生产和进行社会改革,依据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推进制度更新,倾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的同步完成就是过渡时期终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认识,并用以指导一五计划创建工业化基础和反对急躁冒进的实践,认为中国要在进入社会主义时,应有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则倾向于以加快制度创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快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和优势,因而支持并推动三大改造尤其是农业集体化的进程,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他将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推为制度创新后的主要任务,也有基本建立和根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论思想。这说明,他们在基本方向、总体目标上一致而无甚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实际操作的思路和方法。

  反对冒进的思想和行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当时,它基本上遏制了1956年经济建设的冒进势头,保证了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21亲自经历其事的薄一波说:反冒进是以“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22虽然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1957年初开始的这一批评到次年春达到高潮,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查,甚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自己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职务的问题。但是,其后大跃进的不成功实践,证明反冒进的思想行动实在是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的具有不朽价值的经验指导,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扩大民主与改进体制的问题

  民主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中的地位,是1956年在政治上碰到的突出问题。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对中共所产生的最为深刻的影响,是毛泽东带头审视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周恩来置身其中,在反思过于偏重重工业的建设思想、作出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重要改变的同时,对比苏联的教训和国内的实际,集中思考了政治体制和扩大民主的问题。

  中国党和国家制度上的中心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建国初期的头四五年中,集权的事情较多而对分权注意较少,也就是“集中多,民主少”。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有比较强调集中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有盲目学习苏联、缺乏独立思考的问题。到1956年初,集中多民主少所产生的副作用,引起了周恩来、毛泽东等的高度关注。周恩来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其一,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中心改进行政体制。1956年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体制问题作了发言;5月至8月,他领导召开了有各省代表参加的国务院体制会议,研究体制问题。他肯定建国初期中央集权较多的客观原因和必要性,但更注重集权过多给发展生产力和发挥地方积极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阴暗的一面”,主张要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分一部分权力给地方以“使地方有权”;他对体制会议上只有地方同志发言而中央各部门同志不积极的情况颇有不满,指示中央部门必须派司局长以上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发言,与地方同志详尽讨论。23这说明,周恩来思考的重点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解决办法则是分权,即划分并适当扩大地方的行政管理权。根据他的设想,国务院8月底提出了《关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10月由中共中央批准,下发执行。

  其二,以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中心(在国家制度上)扩大民主。有两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1956年4月和5月他观看《十五贯》后作了两次讲话。如果说第一次讲话还仅仅是看戏后例行的接见讲话与临场感触,尚不足为奇;那么时隔一月他专门出席该剧的座谈会并作长篇系统的第二次讲话,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所以如此,实在是剧情与他的思考产生了深度契合。他热情肯定该剧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现实意义,指出现实中存在比剧中巡抚还严重的、“很危险”的官僚主义,老百姓想见官很难;称许剧中制约巡抚的做法,认为对封建制度是要否定,但其中有些制约官吏的办法还有可取之处,“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这个思想相当可贵,国务院信访接待制度的建立,显然与此密切相关。二是,7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周恩来敏锐地看到,“相当集中相当大的”权力运作,形成对民主的忽视乃至压抑,滋生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忘了民主,滥用权力,上有官僚主义,下有强迫命令,两相结合,成了“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这显然与制度创新的目标不相容。因此,他认为,要使新制度实行得更好,首先“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24;其次,在经济文化水平还未发展到具备直接民主的条件下,扩大民主“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他指出,当务之急者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制度,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经常接触人民、接触实际、反映情况、揭露错误,充分议政包括批评和参加检查政府的工作,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允许唱“对台戏”;中央与地方多接触,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要经常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次讲话之前两月,他还谈及我们的各个党派要继续长期存在、互相监督,允许有不同意见;此后不久,又表达了接受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和对错误的揭露等思想。

  周恩来如此重视扩大民主和改进体制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他将其作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需要的重要政治保证。这从他对该问题深刻的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扩大民主、改进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将一个人挑的担分由很多人去挑,便于动员一切力量,广泛发挥积极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他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25这个思想有多么深刻,历史已经作出了充分的证明。

  周恩来关于体制改进、扩大民主的思想,固然不像当今这样周详和深广,然而却相当可贵。这不但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中较早地提出了扩大民主建设,因而有着开榛辟莽的作用,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应有内涵,而且直接将向地方分权与发展生产力相联系,将制约、监督权力与社会主义制度机制相联系,从而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指明了体制改进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意义。80年代以来的体制改革,与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是一场融会着全党思考和智慧的伟大社会变革。对于这场变革,周恩来有着自己比较系统完整的思考。他的思考,清楚地贯穿着生产力决定作用这样一条中心线。因此,他主张社会主义的制度创建,应该以发展经济为主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基础条件,以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两个过渡基本完成为时间界标,同时确立符合国情、综合平衡、既快又好的发展速度,扩大民主、互相监督的政治机制,从而以制度的优势保证不断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周恩来所阐述的思想主张,有着深邃独见的思想理论的光芒,显示出久远的思想价值,是从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珍贵的思想遗产。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最初出现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但尽管有了苏联的经验,对中国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与国情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完满解决,除了必备的信念、勇气和实干之外,需要不断探索、发见和匡正,需要思想理论和实际运作两方面的深入创造和交相展拓。制度创建毕竟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周恩来在此时期表达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但不少认识也仅只能开其端。就制度创建而言,他在其后岁月中依然屡有心得和创见。1970年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到底如何搞,从十月革命至今还没有摸索出一个定型的东西,我们现在还是在试验。26这说明,他并未因为新制度的建立而停止对制度创建根本问题的思考,他将总结、摸索和创新作为自己毕生的勤务,他提出了许多具有本质意义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示和历史资料,并且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人民当今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或正在得到圆满解答。

  注 释:

  ①、④、⑨、13、 15、 16、 17、 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8页、第43页、第329页、第579页、第544页、第507页、第544页、第599页、第554页、第601—603页。

  ②、⑥、⑩、2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8页、第238页、第255页、第351页。

  ③周恩来:《关于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950年6月7日。

  ⑤、11、 12、 1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97页、第105页、第143—144页、第190页。

  ⑦《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0页。

  ⑧见沈宝样:《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第 194页。

  14(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35页、第142页。

  19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 27日。

  20《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1997年9月 12日。

  2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49页。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61页。

  23《周恩来书信选集》第526页。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403—404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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