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离开我们已有２０多年了。２０多年来，他鞠躬尽瘁、无私为民的崇高品质、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伟大精神一直激励着所有正直的人们。正因如此，近些年来，研究周恩来的著述层出不穷。但也须看到，国内关于周恩来的研究与宣传亦有薄弱之处。例如，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就有待深化。目前，较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观点是，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相忍为国、相忍为党，在复杂的政治矛盾中尽量寻求共同点，努力减少“左”的错误的危害，将其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在“文革”中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这是周恩来承受巨大痛苦和牺牲不得不做的选择。①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和宣传有失偏颇。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这不是他的主要活动。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抵制”和“抗争”。

　　一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抵制和抗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力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全面迫害革命干部的运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兴风作浪的险恶用心之一，就是打倒革命干部，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扫除障碍。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②这也是他在“文革”中的主要心态。正因如此，是积极参与打倒革命干部，还是努力保护革命干部，便成了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凭他的力量阻止“‘文革”的发生已经不可能。想办法保护干部，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减少党的损失的唯一途径。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以“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的决心，投身到保护革命干部的努力之中。

　　首先，周恩来在左倾狂热、打倒一切的险恶环境下，挺身而出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部分党内高级干部。１９６６年８月底，正值造反派对老干部进行批斗和抄家已近疯狂时，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关于对章士钊先生“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借题发挥，写下了一份大范围的保护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拥、蔡廷楷、沙千里、张奚若”。此外还有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国家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③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绝大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和大部分副总理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危害的蔓延。

　　其次，周恩来保护了许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欲置之死地的人物。在“文革”中，一些德高望重、刚直不阿的老同志是极左势力阴谋得逞的主要障碍。因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始终伺机将这些同志置于死地。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针锋相对的是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这些老同志，他没有“相忍”、“违心”和寻求共同点，而是坚决保护，旗帜鲜明，凛然不屈。１９６７年，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造反派开始揪斗贺龙。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将贺龙接到自己家中暂住。后来又秘密将贺龙安排到京郊山区躲避。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批斗朱德。周恩来闻知，当即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将前往陪斗！”在周恩来的坚决保护下，批斗朱德的阴谋终告破产。１９６７年８月，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对此，周恩来措词严厉地说：“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态度坚决，使批斗陈毅的阴谋未能得逞。

　　总之，在“文革”中，凡是毛泽东没有明确要打倒的干部，周恩来都坚决加以保护。为此，不惜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艰难地斗争。

　　再次，周恩来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遍及全国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地方干部。为了减轻极左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为了日后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周恩来在全国一片“打倒”声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于 １９６６年底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保护地方干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将宋任穷、张平化、江华等２０多名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此外，周恩来还指示部下将林彪、江青急于迫害的陈再道藏入电梯里，躲过造反派的搜捕。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 中，毛泽东对广大干部是要“整一下”的，林彪、江青集团对广大干部是要置之死地的。而周恩来则自始至终充当了全力保护干部的角色。为此，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多于寻求共同点；他对打倒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他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

　　（二）坚持反对“极左”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和研究，笔者发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率先地多次地针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的，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懈斗争的，是周恩来。

　　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的提法。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其中提出了毛主席同意的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知道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周恩来对毛主席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④当毛主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明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接见群众代表时，周恩来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⑤据笔者查证，在“文革”中，明确提出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这是第一次！

　　２．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同志为叛徒。９月１６日，康生写下了一封诬陷信送给毛主席，同时指使造反派揪叛徒。做为知情人的毛主席当时没有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惧担上“包庇叛徒”的罪名，于１１月２４日，口气十分强硬地给毛主席写信：刘澜涛等同志自首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⑥同时，还以中央名义电告西北局：“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⑦周恩来此时的强硬态度，使毛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但不幸的是，到１９６７年２月，毛主席又改变了态度，支持康生等人的做法。全部事实经过表明，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周恩来不仅同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同毛泽东进行了据理力争，其“抵制”和“抗争”是显而易见的。

　　３．在刘少奇、陶铸问题上同“左”的势力针锋相对。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文革在对待刘少奇的态度上出现过戏剧性的变化。１２月１８日上午，江青等人还不同意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而到１２月２７日，中央文革的态度便惊人的一致，共同指使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这说明了最高决策层的决心已定。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不同态度。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这样的提法，矛盾性质就变了”。当时，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口径问周总理：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吗？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⑧

　　１９６７年，康生、江青一伙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开始指使造反派打倒陶铸。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一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１月７日，周恩来郑重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不幸的是，在周总理抗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打倒陶铸。

　　上述两件事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无奈势单力孤，多以悲剧结束。

　　４．在阻止“文革”混乱局面，防止“文革”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左”的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初期，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努力阻止“文革”的混乱局面，力图维护住党和国家的基本秩序和基本稳定。１９６６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要求广大老干部要抱着“我们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会议制定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规定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这个规定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 １１月 ２２日直面主席，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了主席的赞同。可惜的是，由于形势的复杂化，后来，“左”的势力还是否定了这个决定。

　　１９６７年初，“文革”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混乱局面。为了挽救危局，周总理几乎是大声疾呼，力图扭转这种“疯狂”局面。１９６７年２月，周恩来对造反派严正指出：“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⑨

　　不久，周恩来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周恩来及时将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审阅，并写明自己的鲜明态度：“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制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不仅激烈地抨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操纵的造反派，而且多次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极力用自己光明磊落的正确观点来影响毛泽东。

　　５．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批判“极左”思潮。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意识到，党内、国内存在着较严重的“极左”思潮，这对于党的事业危害极大。所以，从１９６６年起，周恩来便时常发出与“左”的势力不和谐的声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正值全国从上到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登峰造极之时，周恩来却明确指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１０月２２日，周恩来接见造反派时又严正指出：“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极左”思潮的严肃批判。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周恩来抓住“左”的势力严重受挫的有力时机，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从１９７２年秋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一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尤其是１９７２年８月１日周总理在向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时，较系统、较详细地分析批判了林彪的极左，批判了“顶峰论”，阐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极左”思潮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人民日报》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３篇文章，公开地批判了“极左”思潮。

　　从大量史料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号召，实际上是发动全党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展严正斗争，克服我党“左”的错误的动员令，是争取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有力抗争。可惜的是，由于批判“极左”思潮威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命运，动摇了毛泽东“左”的理论的权威地位，所以，在江青等人的干扰之下，１９７２年底，毛泽东禁止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三）贯彻整顿方针

　　１９７１年秋，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恩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５日，在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起草情况汇报时又一次指出：“整顿方针要写清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想方设法推动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首先，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林彪机毁人亡事件一出，周恩来便着手做解放老干部的工作。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贺龙的夫人薛明，嘱他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情况如实报告中央。这实际上是控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的迫害。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文中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这一社论的推动下，一些老干部获解放。陈云、王震、滕代远出席了建国４５周年的招待会。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卫生部立即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根据这一指示，１９７２年５月，北京十大医院对近５００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进行了体检。其中有许多人体检后便在总理的干预下得到了解放。为了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步伐，１９７３年春，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根据总理的指示，中组部提出了待解放干部的名单，有３００多人。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叶剑英当时曾动情地赋诗一首，表达解放老干部艰难和周总理的不懈努力：“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其次，全力扭转国民经济惨遭破坏的局面。１９７２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宣传角度发生明显变化。社论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周恩来的主持下，１９７２年４月１日出版的《红旗》发表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的文章，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篇文章，表明了周总理克服“极左”思潮，抓紧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心。同时，周恩来还抓紧了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工作和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针对农村工作中政策过左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针对工业企业秩序混乱问题，周恩来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⑩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国务院推出了《１９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等文件。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复岗位责任制、考勤制、经济核算制、奖励制等。

　　再次，适时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在教育方面，周恩来于１９７２年７月指示北京大学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全国教育工作秩序的恢复。在文化工作方面，周恩来强调要恢复文化、出版工作秩序，“要广开言路”，出版一些历史、地理书籍；要恢复和开放图书馆等等。１１

　　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所进行的整顿，影响十分深远。第一，在十年“文革”之中，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整顿的方针。整顿的提出，说明周恩来已经正式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抵制和抗争的态度。第二，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激发了人们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勇气，改变了党内正确力量同“左”的势力的力量对比。经过这次整顿，周恩来已使党和国家的权力事实上转到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手里。第三，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为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从周恩来开始，由邓小平全面铺开的整顿，成为十年动乱期间最有组织、最具规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行动。

　　二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陈毅等人曾经进行过抗争，被打成“二月逆流”；邓小平由于领导了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顿，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既然也进行了抗争，为何未被打倒？是不是因为他“相忍”、“违心”而保住了自己？对此，有必要做下述说明：

　　第一，周恩来在“文革” 中的抵制和抗争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难抓把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抗争，一般采用四种方法：

　　（1）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借题发挥。当时，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不借助毛主席的指示将寸步难行。所以，他十分注意巧妙运用主席指示做文章。在保护解放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都是根据主席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指示，便推而广之，保护或解放一大批干部。例如，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此后，周总理不仅力保贺龙，而且多次宣布主席是保贺龙的。

　　（２）直面主席，据理力争，寻求主席的理解和支持。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经常以其人格魅力和真诚态度，向毛主席耐心说明情况，陈述利弊，据理力争。如 １９６６年 １０月 ２８日，周总理便直接向主席提出：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红卫兵，不对外串连。不能停止生产业务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报社、电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12在给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以及在解放部分老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也都采取了这种办法。

　　（３）捕捉时机，顺势而为。周恩来作为一位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很注意借助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大批“极左”思潮，贯彻整顿方针，就抓住了林彪机毁人亡的有利时机。此时，江青集团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陷入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尴尬之中，思想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和“抗争”便容易而顺利展开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安排组成了由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陈士榘等１０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让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军委三总部工作，十分巧妙地将权力转到老同志手里。

　　（４）坚持原则，适当有度。在“文革”中，周思来较好地处理了忠于毛主席和坚持原则的关系。他坚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有时甚至向主席提出不同意见。但在毛主席固执己见的时候，他依然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服从领导，做好工作。

　　以上分析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没有“沉没”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相忍”和“违心”，而在于他更注意抵制和抗争的方法。

　　第二，事实上，由于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整”周的活动一直未断。（１）由于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不同看法，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７０００多人的会议上煽动说：有些“正人君子，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类文字的社论，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２）１９６７年５月，周恩来“抵制”和“抗争”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于是，江青抛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将周恩来打成叛徒。（３）周恩来批“极左”和进行整顿，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又发动全国搞批林批孔运动，要批“克己复礼”。毛泽东还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公开表示了对周恩来批“极左”思潮和整顿的不满，从而开始了含沙射影批周公的运动。

　　但由于下述原因，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能被“整”倒。其一，周恩来在“文革”中担负着繁重的国务管理工作。毛泽东非常清楚，他既需要康生、江青等人搞“文化大革命”，也需要周恩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务。周恩来所承担的工作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尽管周恩来在多方面表现出对“文革”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也还是要考虑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周恩来高尚的人格，使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他的崇高威望和高尚的人格，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既想扳倒他，但又惧怕他。他们深知，反周不得人心。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被“整”倒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进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对后来的“文革”走向，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注 释：

　　①参见《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９５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０１页。

　　③、⑦、⑩、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５０页、第４５２页、第４６２页、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④、⑨、１２《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７２—７３页、第１２８页、第８４页。

　　⑤ 参见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１月 ５日）。

　　⑥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２５页。

　　⑧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１４７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