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首页人民网首页|频道首页|网站地图
领袖人物纪念馆>>周恩来纪念网

周恩来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

胡连生 刘光慧

2018年04月19日11:45    来源:人民网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他鞠躬尽瘁、无私为民的崇高品质、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伟大精神一直激励着所有正直的人们。正因如此,近些年来,研究周恩来的著述层出不穷。但也须看到,国内关于周恩来的研究与宣传亦有薄弱之处。例如,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就有待深化。目前,较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观点是,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相忍为国、相忍为党,在复杂的政治矛盾中尽量寻求共同点,努力减少“左”的错误的危害,将其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在“文革”中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这是周恩来承受巨大痛苦和牺牲不得不做的选择。①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和宣传有失偏颇。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这不是他的主要活动。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抵制”和“抗争”。

  一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抵制和抗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力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全面迫害革命干部的运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兴风作浪的险恶用心之一,就是打倒革命干部,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扫除障碍。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②这也是他在“文革”中的主要心态。正因如此,是积极参与打倒革命干部,还是努力保护革命干部,便成了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凭他的力量阻止“‘文革”的发生已经不可能。想办法保护干部,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减少党的损失的唯一途径。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以“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的决心,投身到保护革命干部的努力之中。

  首先,周恩来在左倾狂热、打倒一切的险恶环境下,挺身而出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部分党内高级干部。1966年8月底,正值造反派对老干部进行批斗和抄家已近疯狂时,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关于对章士钊先生“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借题发挥,写下了一份大范围的保护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拥、蔡廷楷、沙千里、张奚若”。此外还有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国家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③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绝大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和大部分副总理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危害的蔓延。

  其次,周恩来保护了许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欲置之死地的人物。在“文革”中,一些德高望重、刚直不阿的老同志是极左势力阴谋得逞的主要障碍。因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始终伺机将这些同志置于死地。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针锋相对的是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这些老同志,他没有“相忍”、“违心”和寻求共同点,而是坚决保护,旗帜鲜明,凛然不屈。1967年,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造反派开始揪斗贺龙。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将贺龙接到自己家中暂住。后来又秘密将贺龙安排到京郊山区躲避。1967年2月9日,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批斗朱德。周恩来闻知,当即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将前往陪斗!”在周恩来的坚决保护下,批斗朱德的阴谋终告破产。1967年8月,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对此,周恩来措词严厉地说:“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态度坚决,使批斗陈毅的阴谋未能得逞。

  总之,在“文革”中,凡是毛泽东没有明确要打倒的干部,周恩来都坚决加以保护。为此,不惜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艰难地斗争。

  再次,周恩来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遍及全国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地方干部。为了减轻极左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为了日后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周恩来在全国一片“打倒”声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于 1966年底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保护地方干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将宋任穷、张平化、江华等20多名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此外,周恩来还指示部下将林彪、江青急于迫害的陈再道藏入电梯里,躲过造反派的搜捕。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 中,毛泽东对广大干部是要“整一下”的,林彪、江青集团对广大干部是要置之死地的。而周恩来则自始至终充当了全力保护干部的角色。为此,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多于寻求共同点;他对打倒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他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

  (二)坚持反对“极左”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和研究,笔者发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率先地多次地针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的,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懈斗争的,是周恩来。

  1.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的提法。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其中提出了毛主席同意的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知道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周恩来对毛主席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④当毛主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明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接见群众代表时,周恩来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⑤据笔者查证,在“文革”中,明确提出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这是第一次!

  2.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1966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同志为叛徒。9月16日,康生写下了一封诬陷信送给毛主席,同时指使造反派揪叛徒。做为知情人的毛主席当时没有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惧担上“包庇叛徒”的罪名,于11月24日,口气十分强硬地给毛主席写信:刘澜涛等同志自首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⑥同时,还以中央名义电告西北局:“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⑦周恩来此时的强硬态度,使毛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但不幸的是,到1967年2月,毛主席又改变了态度,支持康生等人的做法。全部事实经过表明,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周恩来不仅同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同毛泽东进行了据理力争,其“抵制”和“抗争”是显而易见的。

  3.在刘少奇、陶铸问题上同“左”的势力针锋相对。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在对待刘少奇的态度上出现过戏剧性的变化。12月18日上午,江青等人还不同意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而到12月27日,中央文革的态度便惊人的一致,共同指使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这说明了最高决策层的决心已定。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不同态度。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这样的提法,矛盾性质就变了”。当时,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口径问周总理: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吗?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⑧

  1967年,康生、江青一伙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开始指使造反派打倒陶铸。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一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1月7日,周恩来郑重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不幸的是,在周总理抗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打倒陶铸。

  上述两件事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无奈势单力孤,多以悲剧结束。

  4.在阻止“文革”混乱局面,防止“文革”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左”的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初期,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努力阻止“文革”的混乱局面,力图维护住党和国家的基本秩序和基本稳定。1966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要求广大老干部要抱着“我们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会议制定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规定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这个规定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 11月 22日直面主席,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了主席的赞同。可惜的是,由于形势的复杂化,后来,“左”的势力还是否定了这个决定。

  1967年初,“文革”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混乱局面。为了挽救危局,周总理几乎是大声疾呼,力图扭转这种“疯狂”局面。1967年2月,周恩来对造反派严正指出:“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⑨

  不久,周恩来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周恩来及时将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审阅,并写明自己的鲜明态度:“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制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不仅激烈地抨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操纵的造反派,而且多次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极力用自己光明磊落的正确观点来影响毛泽东。

  5.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批判“极左”思潮。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意识到,党内、国内存在着较严重的“极左”思潮,这对于党的事业危害极大。所以,从1966年起,周恩来便时常发出与“左”的势力不和谐的声音。1966年10月3日,正值全国从上到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登峰造极之时,周恩来却明确指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10月22日,周恩来接见造反派时又严正指出:“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极左”思潮的严肃批判。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周恩来抓住“左”的势力严重受挫的有力时机,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从1972年秋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一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尤其是1972年8月1日周总理在向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时,较系统、较详细地分析批判了林彪的极左,批判了“顶峰论”,阐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极左”思潮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人民日报》于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文章,公开地批判了“极左”思潮。

  从大量史料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号召,实际上是发动全党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展严正斗争,克服我党“左”的错误的动员令,是争取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有力抗争。可惜的是,由于批判“极左”思潮威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命运,动摇了毛泽东“左”的理论的权威地位,所以,在江青等人的干扰之下,1972年底,毛泽东禁止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三)贯彻整顿方针

  1971年秋,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恩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1972年12月5日,在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1973年2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起草情况汇报时又一次指出:“整顿方针要写清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想方设法推动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首先,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林彪机毁人亡事件一出,周恩来便着手做解放老干部的工作。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贺龙的夫人薛明,嘱他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情况如实报告中央。这实际上是控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的迫害。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文中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这一社论的推动下,一些老干部获解放。陈云、王震、滕代远出席了建国45周年的招待会。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卫生部立即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根据这一指示,1972年5月,北京十大医院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进行了体检。其中有许多人体检后便在总理的干预下得到了解放。为了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步伐,1973年春,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根据总理的指示,中组部提出了待解放干部的名单,有300多人。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叶剑英当时曾动情地赋诗一首,表达解放老干部艰难和周总理的不懈努力:“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其次,全力扭转国民经济惨遭破坏的局面。1972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宣传角度发生明显变化。社论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周恩来的主持下,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发表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的文章,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篇文章,表明了周总理克服“极左”思潮,抓紧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心。同时,周恩来还抓紧了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工作和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针对农村工作中政策过左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针对工业企业秩序混乱问题,周恩来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⑩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国务院推出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等文件。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复岗位责任制、考勤制、经济核算制、奖励制等。

  再次,适时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在教育方面,周恩来于1972年7月指示北京大学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全国教育工作秩序的恢复。在文化工作方面,周恩来强调要恢复文化、出版工作秩序,“要广开言路”,出版一些历史、地理书籍;要恢复和开放图书馆等等。11

  周恩来在1972年至1973年所进行的整顿,影响十分深远。第一,在十年“文革”之中,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整顿的方针。整顿的提出,说明周恩来已经正式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抵制和抗争的态度。第二,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激发了人们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勇气,改变了党内正确力量同“左”的势力的力量对比。经过这次整顿,周恩来已使党和国家的权力事实上转到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手里。第三,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为邓小平领导1975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从周恩来开始,由邓小平全面铺开的整顿,成为十年动乱期间最有组织、最具规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行动。

  二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陈毅等人曾经进行过抗争,被打成“二月逆流”;邓小平由于领导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既然也进行了抗争,为何未被打倒?是不是因为他“相忍”、“违心”而保住了自己?对此,有必要做下述说明:

  第一,周恩来在“文革” 中的抵制和抗争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难抓把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抗争,一般采用四种方法:

  (1)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借题发挥。当时,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不借助毛主席的指示将寸步难行。所以,他十分注意巧妙运用主席指示做文章。在保护解放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都是根据主席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指示,便推而广之,保护或解放一大批干部。例如,1967年1月11日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此后,周总理不仅力保贺龙,而且多次宣布主席是保贺龙的。

  (2)直面主席,据理力争,寻求主席的理解和支持。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经常以其人格魅力和真诚态度,向毛主席耐心说明情况,陈述利弊,据理力争。如 1966年 10月 28日,周总理便直接向主席提出: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红卫兵,不对外串连。不能停止生产业务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报社、电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12在给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以及在解放部分老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也都采取了这种办法。

  (3)捕捉时机,顺势而为。周恩来作为一位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很注意借助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大批“极左”思潮,贯彻整顿方针,就抓住了林彪机毁人亡的有利时机。此时,江青集团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陷入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尴尬之中,思想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和“抗争”便容易而顺利展开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安排组成了由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陈士榘等10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让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军委三总部工作,十分巧妙地将权力转到老同志手里。

  (4)坚持原则,适当有度。在“文革”中,周思来较好地处理了忠于毛主席和坚持原则的关系。他坚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有时甚至向主席提出不同意见。但在毛主席固执己见的时候,他依然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服从领导,做好工作。

  以上分析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没有“沉没”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相忍”和“违心”,而在于他更注意抵制和抗争的方法。

  第二,事实上,由于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整”周的活动一直未断。(1)由于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不同看法,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7000多人的会议上煽动说:有些“正人君子,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类文字的社论,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2)1967年5月,周恩来“抵制”和“抗争”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于是,江青抛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将周恩来打成叛徒。(3)周恩来批“极左”和进行整顿,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973年12月,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又发动全国搞批林批孔运动,要批“克己复礼”。毛泽东还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公开表示了对周恩来批“极左”思潮和整顿的不满,从而开始了含沙射影批周公的运动。

  但由于下述原因,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能被“整”倒。其一,周恩来在“文革”中担负着繁重的国务管理工作。毛泽东非常清楚,他既需要康生、江青等人搞“文化大革命”,也需要周恩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务。周恩来所承担的工作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尽管周恩来在多方面表现出对“文革”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也还是要考虑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周恩来高尚的人格,使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他的崇高威望和高尚的人格,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既想扳倒他,但又惧怕他。他们深知,反周不得人心。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被“整”倒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进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对后来的“文革”走向,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注 释:

  ①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③、⑦、⑩、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第452页、第462页、第470—471页。

  ④、⑨、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73页、第128页、第84页。

  ⑤ 参见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人民日报》1986年1月 5日)。

  ⑥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25页。

  ⑧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7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光辉一生

全党楷模

周恩来纪念场馆

国内纪念地 海外纪念地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 巴基斯坦周恩来路 巴黎花神咖啡馆 朝鲜咸兴周恩来铜像 德国柏林联邦大道 日本岚山诗碑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