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席（１９５2年７月以后不再主持军委常务，但仍主持指导朝鲜停战谈判），不仅协助毛泽东在恢复国民经济和政治、文化、外交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协助毛泽东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在军事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统筹未雨绸缪的全部工作和保证抗美援朝决策的贯彻实施

　　１．主持组建东北边防军，做好防范的准备

　　１９５０年６月下旬，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７月初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主并由美国指挥的侵朝“联合国军”，扩大朝鲜战争。

　　对于美国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和谴责。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认为，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战争局势有恶化的可能，美国甚至可能直接侵犯中国大陆。为了保卫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准备。１９５０年７月上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会议，并于７月１３日作出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战略预备队第１３兵团及第４２军和３个炮兵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

　　为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准备情况，８月下旬，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所以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如果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解放全朝鲜并使战争很快结束，边防军即备而不用，如果战争出现长期化形势，边防军就要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作战；现在后一种情况即将成为现实，这加重了我们的责任，目前部队武器装备和战备工作状况更需要边防军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①

　　东北边防军从１９５０年７月上旬组建，到１０月上旬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整个准备工作，包括组织领导机构组成、抽调部队、集中时的运输组织、整训工作、武器装备调整和兵员补充、后勤供应等，都是在周恩来及其主持的中央军委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２.参与出兵决策，并保证决策的贯彻实施

　　１９５０年９月底和１０月初，周恩来即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北进提出严正警告，指出：“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②美国军队如果越过三八线北进，“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③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态度。１０月初，金日成和朴宪永请求中国出兵援助。１０月４日至５日，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援朝的会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为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和保卫中国的安全利益，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 策。

　　为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决策，６日，周恩来即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８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前往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争取苏联给予中国武器装备援助及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问题。此后，１０月下旬至１９５１年１月下旬，周恩来在党内外许多重要会议上，对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多次作了宣传、动员、解释工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义性，动员政府各部门、全国各行业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协助毛泽东进行战略筹划和指导

　　１．受命协调中、朝、苏三方部队的作战指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朝鲜人民军已遭到严重损失，主力正从三八线以南向北后撤转移，一部转到中国境内进行补充整编。志愿军的第一、第二次战役，朝鲜人民军也有个别部队参战，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１１月，苏联空军一部出动到鸭绿江上空作战，朝鲜人民军主力有些部队将整编完毕准备投入作战。此外，朝鲜人民军空军尚有一部分部队可参加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也将开始参加实战练习。于是中、朝、苏三方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成了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１１月中旬，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建议由金日成、彭德怀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组成三人小组，统一指挥中、朝、苏三方部队的在朝作战。斯大林复电表示“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④从此，周恩来肩负起中、朝、苏三方部队朝境作战的协调指挥重任。

　　有关三方空军作战的出动方式、出动数量、机场的使用，以及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机场位置的选择、修机场所需物资和人力等问题，均由周恩来出面与苏联领导人和朝鲜领导人进行协商，或由周恩来委托聂荣臻出面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或空军顾问协商确定。

　　有关中朝两军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１２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在北京进行协商，确定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朝方）为副司令员，朴一禹（朝方）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有关事宜，联合司令部的一切命令统经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⑤经周恩来与金日成协商，在联司之下，于１９５１年３月中旬和８月上旬，又先后组成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和战时管理朝鲜境内铁路运输的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后来在战场上还先后组成了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所有这些，解决了中朝两军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

　　２．指导志愿军作战

　　志愿军入朝后，在第一至第三次战役期间，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关心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极为详细具体。在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尤其是第四次战役开始以后，对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毛泽东一般均委托周恩来处理，直至１９５２年７月，由彭德怀接替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其中１９５１年２月中旬至５月初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离京休养，由周恩来全权指导志愿军的作战）。在此期间，志愿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１９５１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反“绞杀战”、反细菌战和1９５２年春夏巩固阵地斗争。周恩来起草或审定批发的有关电报达数百份，对志愿军作战给予具体指导。此外，还对志愿军的作战指导做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主持中央军委确定志愿军实施轮番作战的方针。

　　早在东北边防军整训期间，１９５０年８月下旬，周恩来就曾设想，将来边防军出动作战，可采取“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⑥志愿军参战以后，特别是第三次战役以后，战场情况表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依靠优势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在遭到志愿军攻击时组织撤退快，而当志愿军停止进攻以后，其组织反扑也快，不容许志愿军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战场休整。如何解决休整补充问题，成了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战略问题。这样，１９５１年２月上旬，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定志愿军“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军委给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具体制定了轮番作战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确定以21个军分三番作战。第五次战役后，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轮番作战计划未再执行，但计划中的第三番作战部队于 １９５１年 ６月以后也大部先后接替了第一线的防御作战任务。

　　１９５２年５月以后，由于美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谈判违反《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蛮不讲理，以“自愿遣返”为借口，企图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致使战争继续延长。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长期过着艰苦紧张的战争生活，需要很好休整，同时也需按国内国防军的新编制整编。而国内按新编制已整编好的部队，需要进行现代战争的锻炼。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确定了以国内完成整编的部队全面轮换战场作战部队的方针。周恩来并指示总参谋部与在北京治病的彭德怀进行研究协商，制定了第一期以国内３个军轮换战场上３个军的计划，并于１９５２年９月开始实行。此后还组织了第二批轮换以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指挥机关的轮换。

　　二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主持中央军委确定了作战要“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方针。

　　１９５１年７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上的打和谈就紧密联系在一起，打是为了谈，打也促进谈，谈制约打，谈为打提出任务和目标。因此，这期间的打与不打，打的规模大小，打的目标和时机的选择，都需根据谈判的需要而定。鉴于这种战争形势的出现，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于８月中旬就志愿军计划的第六次战役问题起草军委给志愿军的指示，指出：“为使休战谈判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并准备谈判不成，破裂的责任落到敌人身上……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⑦从而明确了停战谈判期间志愿军作战与谈判的关系，明确了重要的指导方针。志愿军贯彻这一方针，在整个谈判期间的作战，有力地适应和配合了停战谈判。

　　３．筹划空军、特种兵的建设和参战

　　为适应同具有强大海空军并且地面部队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的美军作战的需要，早在东北边防军整训期间，周恩来在主持的一次国防会议上，即确定了制定空军和特种兵建设三年规划的有关事宜。周恩来要求各军兵种分别作出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以便在９、１０、１１三个月讨论决定，１９５１年开始实施。同时确定：空军在已有７个航空团的基础上，到１９５１年１月再增编３个轰炸机团和１个海军飞机团；装甲兵编成３个旅９个坦克团，从苏联订购３６０辆坦克，争取在１９５０年９月编成，年底完成训练；炮兵，高炮编成１８个团，中小口径高炮共４２８门，３个月内分两期完成训练，其他火炮按能配足１０个军计划编成，并在１９５０年底完成训练。组建这些部队所需装备、器材及训练计划和场地也均责成有关部门作出计划。⑧在周恩来和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的筹划指导下，这些计划后来均得以实现。这次会议上确定的空军和特种兵建设计划，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同美军作战的需要，而且也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起步。

　　４．组织领导反细菌战的斗争

　　１９５２年１月起，志愿军发现美军在朝鲜大规模布撒带有病毒病菌的昆虫及其他杂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高度重视，也非常慎重。当判明此系美军在进行细菌战之后，毛泽东于２月1９日在聂荣臻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⑨周恩来于当夜即拟定了反细菌战要做的６项工作。此后，即按这６项工作由周恩来领导展开了反细菌战的斗争。

　　周恩来一方面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志愿军发出指示，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撒播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⑩另一方面，则指示有关部门组织防疫队和检验队派往前方，并前送防疫药品和器材。与此同时，还组织在政治、外交上揭露和控诉美军细菌战的罪行。周恩来并亲自担任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整个反细菌战工作，在周恩来直接组织领导下，至１９５２年冬基本告一段落。美国实施细菌战不但未能达到军事上的目的，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直至１９５２年７月彭德怀接替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实际上起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总指挥的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

　　１．统筹保障战场的需要

　　聂荣臻曾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１１

　　周恩来主持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时，主持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中，就专门有一项是后勤工作准备，具体开列了准备的项目和数目，并责成有关部门具体落实。

　　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后，中央确定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但是，仅靠东北军区完成后勤保障任务有许多实际困难不好解决。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12事实上，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所需干部、部队、车辆、司机、物资、经费、在国内的铁路运输等，都是由周恩来与政务院有关部门、全国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及军委各总部协商解决的。还有些是由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或周恩来直接致电斯大林和布尔加宁，与苏联领导人协商从苏联订购武器、车辆等国内不能生产的装备器材，解决志愿军所需。志愿军在入朝参战初期，连续进行运动作战，加之美国飞机轰炸扫射，志愿军难以生火做饭。为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政务院，布置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各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做炒面，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做炒面。这些举措，有力地保证了志愿军后勤保障的需要。

　　２．指导志愿军的后勤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不同于我军以往进行的战争，有许多新特点，这给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其一，这场战争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进行的是陆海空军联合的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志愿军在朝鲜的前方、后方均在“联合国军”的海空军控制之下，后方也变成了战场。而志愿军没有海军参战，只在后期有少量空军参加掩护后方运输。这样，志愿军组织后勤保障的同时，必须组织防空斗争。

　　其二，志愿军参战部队多，并且参战军兵种比任何一次国内作战都多，作战物资需要量大，后勤保障的内容复杂，保障任务繁重。

　　其三，朝鲜国度小，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庞大军队作战的需要，并且已经过战争破坏，志愿军就地筹措物资有限。同时，由于美国空军的破坏又使志愿军实际能够利用的缴获很少。因此，志愿军作战物资几乎完全靠国内组织供应。而由于志愿军的运输工具少，运输能力弱，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封锁下，运输极为困难。

　　这些情况，造成了志愿军在战场组织后勤保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直接关注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后勤保障问题，组织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东北军区研究解决的措施。志愿军入朝初期，周恩来亲自点将，由东北军区派出后勤机构负责战场保障，先后筹划并组建７个后勤分部（后缩编为５个），在朝鲜境内负责供应。

　　为适应战场作战的需要，周恩来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多次协商研究后，于１９５１年５月中旬，作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在志愿军首长领导下，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取代东北军区派出的后勤指挥机构，专门负责在朝鲜境内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同时决定从军到团各级均以一名副职兼任本级后勤部（处）的主官，加强了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

　　志愿军参战后，后勤保障最大的问题是朝鲜境内的运输补给不适应作战需要。在周恩来指导下，东北军区组织召开的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确定把运输工作作为志愿军后勤保障的中心工作，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同时确定增调铁道兵和工兵部队入朝，抢修铁路公路；增加运输汽车以增强运力；增调高射炮兵部队入朝，掩护交通运输；并采取措施建立兵站运输线。为保证战时朝鲜境内铁路运输，周恩来主持与朝鲜政府协商，签订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建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在联司领导下，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１９５１年８月中旬，美国空军发动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给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造成严重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采取许多重大措施：命令志愿军空军出动掩护平壤以北铁路运输；指示志愿军将在朝鲜的高炮部队主要力量集中用于铁路系统防空作战；增补铁道抢修部队９０００人，并临时配属５个新兵团；将国内储备用于修建黄河大桥和即将从苏联到达的钢材调运朝鲜，保证铁路抢修等。采取这些措施，加上志愿军后方各军兵种部队的共同奋战，基本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美军的“绞杀战”不得不宣告失败，而志愿军则建成了以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相结合，防空、抢修、抢运相结合，从后方物资基地到前线各军的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即形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从而解决了运输一直困难这一战略上的重大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实际上是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的前后方总策划。抗美援朝战争后勤保障为我军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指导停战谈判斗争

　　１．最高决策层关于停战谈判指导的实际操作者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经过协商建立了三线班子。第一线班子，是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朝鲜人民军３名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２名代表），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战；第二线班子，是停战谈判的前方指挥部，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坐镇直接指挥，并由中国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协助。李克农直接与毛泽东和金日成、彭德怀联系，报告谈判情况，获得有关指示，并根据这些指示制定代表们在谈判桌上的谈判方案；第三线班子，是最高决策层，由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协商，有时也征求彭德怀和斯大林的意见，确定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和原则，并根据谈判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发出指示，而这些工作，毛泽东基本是委托周恩来进行实际操作的。可以说，周恩来是朝中方面关于停战谈判实际上的最高主持人。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年零１７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中，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或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文件和指示近３００件。

　　２．对停战谈判的具体指导

　　最高决策层对停战谈判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具体指示。这些指示基本上是由周恩来起草或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审阅后，以毛泽东名义（大多如此）或以周恩来名义发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

　　关于议程问题谈判的指导。提出并确定谈判议程，是停战谈判的前提和基础。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０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朝中代表团提出旨在同时解决停火、遣俘、撤军的３项原则建议。“联合国军”代表团提出包括９项内容的议程草案，不分主次，次序混乱，有的毫无实质性内容，有的与此次谈判毫无关系。朝中代表团指出了美方提案的不合理性，并以自己所提３项原则建议为基础提出包括５项内容的议程方案，即：１．通过议程。２．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并建一非军事区，作为停战的基本条件。３．撤退一切外国军队。４．实现朝鲜境内停战的具体措施。５．关于战俘的安排。１３朝中方面提出的这个议程方案，是公平合理的，是符合解决朝鲜停战问题的实际的。美方代表团虽然放弃了他们方案的一些条款，但坚决拒绝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致使谈判难以取得进展。

　　为了表明我方诚意，周恩来７月１５日为毛泽东起草给李克农的指示，指出在我方已掌握主动的情况下，再经几次试探和争论后，可以提出新的５项议程草案（主要变化是不出现三八线字样），但必须在对方同意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基础上，我方才能同意对其它议程再加斟酌。14根据这一指示，从１６日开始，朝中代表团同意在议程中只原则提出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将发言重点放在了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１７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的指示，指出：新的议程既已提出，“你们即应采坚持的方针和态度，尤其对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应再三说明。这是保证在朝鲜不再发生敌对行为的必要条件”15。但美方在这一问题上毫不退让。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１９５１年１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其他问题可分两步走，第一步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第二步通过一定会议讨论解决美军撤出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等远东其他问题。而朝鲜停战谈判，就是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与其在撤兵问题上长期争论得不到结果而拖延战争，不如将此留待第二步去解决，而尽早实现朝鲜停战。７月２０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分析谈判形势，表明中国政府的考虑。在斯大林表示赞成后，周恩来又起草毛泽东致金日成的电报并取得金日成的同意。16

　　７月２３日，由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给李克农的指示指出：为使谈判取得进展，可以同意不将撤退外国军队列入此次会谈的议程之内，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但要将“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列入议程之内作为第５项议程。17根据这一指示，朝中代表团于２５日的谈判会议上，不再坚持将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同时提出，将“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作为第５项内容列入议程。这样，美方代表团再无法反对。经过朝中代表团的努力，经过半个月的舌战，双方于７月２６日达成了关于议程的协议。

　　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的指导。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是实现停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７月２６日，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开始，朝中代表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阐述了这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理由。然而，美方代表团不但蛮横拒绝，而且狂妄地炫耀其海空军优势，无理要求这种优势要得到“补偿”，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数十公里处，并据此标示一份军事分界线地图，企图不战而要求朝中方面退出１．２万平方公里地区。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朝中代表团坚决反对与拒绝。

　　鉴于美方这种狂傲无理的态度，从７月２８日至８月中旬，周恩来起草多份电报以毛泽东或周恩来名义发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示代表团，对于美方代表狂妄荒谬、完全是战争叫嚣的发言，你们必须坚决予以驳斥，“质问其有无谋和的诚意，是谈判停战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的根据”，根据美方的态度，“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将完全陷于被动”；18敌方的提议一旦公开，“极大可能会引起世界多数舆论的惊异和责难”，19“我们的对策应该在会议中坚持三八线的主张不变”，“逼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松口，然后方可提出我们的方案”。２０根据这些指示，朝中代表团对美方的无理要求予以严厉驳斥。美方代表虽然不再炫耀武力，但仍寻找各种荒唐的理由反对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李克农、乔冠华以及邓华、解方分析，美方最后的底盘就是现地停战，不会接受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将他们的分析报告毛泽东、金日成。早在６月初，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就考虑到了这种可能的结果。鉴于美方已不再炫耀武力，并且双方实际战线就在三八线地区，就地停战对朝中方面也没有什么吃亏，双方都可以接受。于是周恩来在８月１３日为毛泽东起草的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美方的真正意图是“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不过敌人不会自己提出，总想引我方提出对三八线的修正案，以利其讨价还价”。“望我方代表团加以研究，并请金首相予以考虑”。２１ ８月

　　１７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委托又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指出：“除非敌人决心破裂，否则他只能在三八线和就地停战两个问题上得到一个让步。因此，我们设想，如果在三八线南北附近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而名字就叫军事分界线，不要提三八线；非军事地区也以这条线为基线”。“这样一个方案，敌人很难基本反对”。22此案取得了金日成的同意。朝中代表团本着这一精神分步展开谈判。经过反复交锋，美方逐渐放弃其无理要求之后，朝中方面于１１月７日正式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自接触线各退２公里为非军事区的方案。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７日，朝鲜停战谈判就此项议程达成协议。

　　关于停战的安排和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周恩来也根据谈判的进展及时给予指示，进行具体有力的指导。直到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美方代表不得不签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朝鲜停战协定。朝鲜停战问题终于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没有得到。

　　周恩来指导停战谈判斗争，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手段的灵活性，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体现了高超的谈判斗争指导艺术，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注 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12、 15、 17、 18、 19、 2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４卷，第 ４３—４６页、第 ６６页、第 １００页、第 １２２页、第４７页、第２１８页、第４６—４９页、第８７页、第２００页、第２０４—２０５页、第２０７页、第 ２０９页、第 ２１４页。

　　②《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２４页。

　　⑨、⑩、14、 16、 20、 22《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 ２１７页、第２１８页、第１５９—１６０页、第１６１—１６２页、第１６６页、第１７２页。

　　11 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下卷，第７４９页。

　　１３《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第１６７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