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档案库”的至危时刻

　　上海这座城市血脉中传承着红色基因。据相关资料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657处，现存440处。这些革命遗址中，与我们党直接领导相关的有456处，位于静安区江宁路673弄内的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穿过一条条颇有年份的老弄堂，来到这幢饱经风霜的标准石库门建筑前追寻红色文化时，我们的心灵深处又一次受到震撼。

　　1930年，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后，鉴于之前由个人携带、保存文电的方式极不安全，并且各部委、各地每日呈报中央文件数量大幅上升，在周恩来建议下，在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租下一处房子，设立了一个阅文处（从属于中央秘书处），党内同志称之为“中央文库”，专供中央领导阅办文电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规定个人不许再带文件回家，由阅文处统一保管。到了1931年，“中央文库”已收集20余箱文件、资料。为了妥善保管这些秘密资料，周恩来曾特地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对应当收集、保存的文件范围、内容和编目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这里还承担了党中央重要文件资料的收发、保管及秘书处部分机要工作，周恩来、邓小平、项英、博古、王明等领导人的身影也经常出现，这里还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地。

　　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下，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这里也以隐蔽的方式而存在。阅文处先由文书科主任张唯一负责，他雅号“张老太爷”，乔装成木器行老板，与“儿子”“儿媳”居住在这里。1931年初，秘书处另一工作人员张纪恩化名“黄寄慈”，说自己是“小开”（富二代），以父亲名义继续租下，对外自称来沪求学。他与妻子张越霞住楼下，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佣人）身份住在这，帮助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在此，公开身份为房客。楼上厢房供中央领导阅文、起草文件和开会。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经常到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批阅文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开会内容就是在这里讨论商定。各部委非急用的文件、电报、书刊等也由阅文处集中保管。当时阅文处还承担了中央秘书处的文电收分发、药水密写、刻蜡版、油印等工作。为防巡捕搜查，楼上房间被布置成单人间，有床铺，就连洗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一应俱全。张纪恩对外宣称楼上登报招租，租给从不相识的人。他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尽管阅文处的运行如此周密和细致，但惊心动魄的时刻意外降临。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6月23日凌晨，阅文处门口突然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开门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好在前一日中央已派人运走了存放在楼上厢房的两大木箱文件，巡捕除搜到共产国际文件、王明的手稿各一份外，一无所获。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来应付，说自己是“小开”，楼上是他“登报招租”的房客，那些文件与他无关，但还是无济于事，他们夫妇仍遭逮捕。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佣人，苏彩则是房客因怀孕而住在此，与此事无任何关系，巡警放掉了周、苏两人。当时张纪恩妻子张越霞的衣袋里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妻子，张越霞趁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才使罗晓虹免遭逮捕。张纪恩被巡警用手铐将他与妻子铐在一起后，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巡警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佣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张纪恩夫妇被捕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6月24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但只关了3年多，便被释放。内中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

　　庆幸的是，由于事前的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张纪恩仅受牢狱之灾。更为幸运的是，中共中央阅文处遭到的破坏也不严重，在向忠发叛变当天，周恩来迅速布置将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转移，并将仅存在那里的两大木箱文件及时运往他处。其实，早在1930年底，随着阅文处的文件越积越多，就引起了周恩来的担心，他认为一旦遭遇搜查极易暴露，于是指示张唯一将阅文处保管的文件，转移到张在法租界的另一处居所。正因为周恩来的未雨绸缪，阅文处及张纪恩等人才能在极为危险和紧迫的形势下，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和劫难。

　　中共中央阅文处虽数度变迁，历经危难，但在周恩来等领导的带领下，依然从容应对重大事件，诸多重要材料也得以妥善保存，“中央文库”名副其实。193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机关陆续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接受指派，留在上海守护“中央文库”。1936年秋，党组织鉴于陈为人因过度劳累身患重病，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别的同志继续管理。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党的早期原始档案资料完好无损地入藏于中央档案馆，成为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穿过历史，回到现实，随着上海市旧区改造工作的推进，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所属的78号街坊地块已实行动迁。虽然因有关部门重视，阅文处旧址得到保留，但仅是对这座孤楼进行保护。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是，随着上海深入发掘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建设“三大高地”延续红色征程，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将恢复原有风貌，增添文物、文献、资料，筹建陈列馆，对外开放。届时，这处集重要机关、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于一身的红色文化遗产，不仅再现中共中央早期在沪机关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缩影，还是见证“红色上海”风雨历程的“活化石”。（张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