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前最后一份批示为何写“托、托、托”

　　关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交往与友情，特别是西安事变前后的交往与友情，以及张学良被囚之后周恩来多次呼吁释放他的种种情形，已有不少论著谈论，许多人已耳熟能详。但在张学良幽禁期间，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秘密交往，以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暗中保护和关怀，至今仍鲜为人知。笔者根据文献和对有关人士的采访，将此情形做一介绍。

　　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使张学良大为敬佩

　　众所周知，周恩来生前总是高度评价“千古功臣”张学良，并称他为自己的“老朋友”。张学良在被幽禁５５年之后，刚一获得自由就公开讲道：“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①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夜，在国难深重的时刻，两人在延安（时称肤施）初次秘密会晤，谋求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和办法，披肝沥胆，一见如故。５月１２日夜，两人举行第二次延安密谈，又谈了一夜。西安事变期间，应张学良之邀，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种种事宜，至２５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往南京为止，周与张朝夕相处了８天。此后，张学良即被长期幽禁，再也没有与周恩来见过面。这就是说，两人在一起聚晤的日子，前后加在一起，只有８天零两夜。

　　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７日，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受顾祝同的派遣，到溪口拜见张学良。张学良听了何柱国等人的汇报之后，公开地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凡有利于国者，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②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③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除了写给杨、于的这两封信之外，张学良还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信，要何柱国秘密地带到西安，交给周恩来。不久，周恩来收到了此信。但为了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生前对此信内容都一直守口如瓶。该件大意如下：

　　柱国兄来谈，番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此信对周恩来和红军大加赞扬，这些皆有事实根据。１９３７年初，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压向西安，强硬坚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撤兵移防，以便中央军进驻陕西境内陇海铁路沿线，否则即向西安方面开战。为了防止内战重新爆发，尽早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大目标，张学良毫不顾及个人及东北军团体的利害，一再写信或拍电，要东北军撤兵移防。周恩来也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赞成先撤兵移防，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可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高级将领主和，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则主战。少壮派坚持只要南京方面不放回张学良，西安方面就决不撤兵移防，如果中央军进攻，即与之决一死战。但内战一旦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败，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受益的只能是日本侵略者。再说，当时“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军事力量远不及中央军。特别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其战斗力更弱。如果战败，势必在更苛刻的条件下接受和平，而张学良获释的可能也就更加渺茫了。然而，在张学良陪蒋去京之后，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坚持，西安方面匆忙放走了事变爆发时与蒋介石同时被扣的陈诚、钱大钧等十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大员，放走了数十架战斗机和５００名空军地勤人员，使西安方面失去了确保张学良返回西安的人质和物质。这在东北军内部，已进一步增强了少壮派对王以哲等高级将领的不满，而张学良陪蒋去京反遭囚禁的不幸遭遇，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将士对自己统帅的深切爱戴和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强烈愤慨，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也感染了十七路军官兵和社会群众，因此，一月下旬，少壮派的主张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与此同时，１月２７日，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在潼关的谈判达成了东北军撤往甘肃等口头协议。但潼关谈妥之时正是少壮派主张在西安得势之日。２７日夜，应德田等５０余名少壮派官兵到金家巷中共代表团住处，围逼周恩来，要求红军能与他们一道作战，否则就与红军“破裂”，一直闹到后半夜。２８日，周恩来整天劝说他们，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少壮派仍然群情激昂。这时，原来主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有的动摇了，有的不敢讲话了。原来就拿不定主意的杨虎城也赞同不释张即不撤兵的主张，主战空气几乎弥漫了整个西安。有人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甚至拟好了暗杀名单，内有主和将领和中共党员。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把当时已在西安的张闻天等人送到红军驻地三原。后来又把博古、叶剑英等大部分中共代表团成员送到三原，自己仍留在西安继续做各方面的工作。

　　１月２９日，张学良又一次写亲笔信，“飞送”西安。强调“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务必依照潼关口头协议撤兵移防④。可是当晚，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在应德田的鼓励下，会议通过了不释张即不撤兵的决议。与会者包括实际上主和的何柱国在内都在上面签了名。至此，正如周恩来所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友军决心打，红军不打更刺激他们”，出现了“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⑤。３０日，有几批军官到中共代表团住处表示抗议。“三位一体”面临着破裂的危险。而在不了解西安严重局势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有的正提议红军率先撤兵，对此，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建议撤消原定的红军不参加作战的决定。３０日下午，周恩来赶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部，说服了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商定一旦中央军进攻，为了不与两友军对立，红军要与两友军一道进行自卫战。当夜２４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人复电同意。３１日中午，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与两友军共进退的决定通知了张、杨两部，那种“红军出卖朋友”的言论不攻自破了。

　　可是，３１日上午，东北军５１军军长于学忠自兰州飞抵西安。张学良去京前曾以手谕令东北军听从于学忠指挥。于学忠是主和的，这时已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当夜，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最高会议，于学忠的主和发言得到了王以哲、何柱国的支持，杨虎城表示与东北军采取一致立场。周恩来最后发言说，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红军原来是主和的，但你们两方许多人主战，我们为了保持团结，也可以保留原来的主张，与你们一道作战。现在你们两方又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周恩来特意提醒他们：“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⑥就这样，最高会议决定派代表去潼关尽快签定撤兵协议。

　　不幸，东北军主和将领没有重视周恩来的提醒，而早已头脑发昏的少壮派头头，面对遽然主和的决定，竟然不顾大局，于２月２日枪杀了王以哲。接着有几个青年军官突然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他们是来“兵谏”的。周恩来霍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⑦待他们平静下来，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将士，我的头颅就是在蒋的屠刀下滚过来的，我们对蒋的仇恨比你们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与张副司令结下了血肉难分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感情丝毫不下于你们。然而，日本要灭亡中国，国家民族的根本利害重于个人、团体甚至阶级的感情，我们应当识大体，顾大局，相忍为国！听了周恩来这番肺腑之言，青年军官们惭愧得泪流满面，并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

　　王以哲被杀，西安顿时陷于紧张混乱状态。周恩来却不顾危险，立即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到王以哲家中吊唁。当时，灵堂还没有设好，周恩来亲自动手帮助摆设，然后行礼默哀。此举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层人士倍受感动。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在东北军中颇有威望。王之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在渭南前线阻挡中央军的刘多荃部，闻讯后即撤出防线，准备回师西安，讨伐凶手。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也要为其军长报仇。应德田等人惊慌失措。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周恩来在严厉谴责应德田等人杀人罪行的同时，冒着掩护肇事者的嫌疑，把应德田等人送出西安，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者失去了对立面；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派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去渭南说服刘多荃，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周恩来后来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⑧尽管极为困难，周恩来仍然以各种方式多次劝说东北军高级将领坚持调驻甘肃，不要远离红军。在他们执意改调豫皖苏之时，东北军和十七路中下层一些官兵要求加入红军。周恩来表示，我们不能在友军困难时以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结果，红军没有接受两友军的一兵一枪一弹……这一切，张学良听说之后，甚为感动，就写了这封密信，对周恩来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敬意，对红军的“种种举措”表示钦佩。

　　周恩来为和平统一“再作红娘” 张学良诚心祝愿“早成佳果”

　　抗战胜利前后，周恩来做为中共代表，接连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中共方面在上面签字的首席代表即周恩来。《纪要》规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坚决避免内战”，以便“和平建国”。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国共两党代表张群、周恩来又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四项诺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均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处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在致词中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⑨。１４日，在讨论人民自由权利时，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四项诺言表示拥护，并说“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张学良、杨虎城在９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对国家只有好处”⑩。……所有这些，都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通过旧属莫德惠给周恩来捎去了第二封密信。

　　莫德惠曾在张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长、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任东北政委会委员、中东路督办。１９３０年中苏谈判时，他出任中国首席代表，此后即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１９３６年秋，张学良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曾派他去见蒋，缓和与蒋的紧张关系。抗战期间，他和邓颖超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１９４６年的政协会议，他也以社会贤达身分参加了。因此，与周恩来也有许多交往。１９４６年４月，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自重庆到贵州桐梓天门洞探望张学良。莫德惠于１８日到达张之幽居地天门洞草湖之滨，在这里留居５宿，２３日离开。张、莫二人在湖边垂钓时，特意摄影留念。在莫德惠见到张学良的第２天，即１９日，张公开写了两封信分致蒋介石和自己的旧部，还在私下给周恩来写了封密信。莫德惠回到重庆后把这封密信偷偷地交给了周恩来。莫德惠后来在台湾做过“考试院”院长，１９６８年在台北病逝。他与周恩来一样，生前从未透露过此信。５０多年后的今天，这第二封密信也可以公布了（此信原无收信人姓名及称呼，显然这是有意如此，可见大胆的张学良也很谨慎）。此信大意如下：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原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张学良后来曾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被日本给毁了。张学良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此，驱出日寇是他平生最快乐之事。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大胆的人”，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11。因此，抗战胜利后，他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早成佳果”，使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的富强之路。然而，张学良似乎也颇为担心。他说“友人惨死”，虽然包括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四八”烈士，但他说“数难”，显然不止这一次。在这之前的“一二二”惨案、“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等等，都表明坚持一党专政的反民主势力，正竭力破坏政协及其决议，而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东北，也使内战危机更加严重。张学良感到痛苦，为之“心吊”的，恐怕还包括即将失去的中国和平统一的局面。周恩来在追悼“四八”烈士时说：“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12在关心国家命运方面，张、周二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思悠悠，念悠悠，弥留之际在心头

　　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特别忌恨，杨虎城一家４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主政台湾时期，祖国大陆方面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有时会刺痛蒋氏专制政治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难堪。因此，周恩来曾多次嘱告有关部属，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导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但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怀念和关怀却从来没有中止过。他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状况。他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了，不好说话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找人向宋传话，推动这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的“担保人”，设法释放张学良或改善张的境况。郭增凯先生这时正在香港居住，西安事变时，郭曾作为宋子文的随员，陪宋自南京飞抵西安，协助宋做调解工作。后来，郭也主张释放张、杨。周恩来即设法托郭增凯向宋子文传话，要郭对宋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先生曾有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位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怎样了？这次传话，虽没有让郭提周恩来的姓名，宋子文却很明白。宋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周先生谅解！”周恩来听了之后说，宋子文的话虽用的是外交辞令，但讲的倒也是实情。

　　张学良虽嘱告周恩来“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但周恩来担心危及张学良的安全，一直十分谨慎。１９６１年春，经过再三考虑和分析，决定通过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女士向张学良和赵一获传递密信。朱光沐原来是张学良的贴身亲信，后来做了宋子文的秘书。朱湄筠是一直深受周恩来敬重的朱启钤（１９６４年在北京病逝）老先生的第５位女公子，即通常所说的“朱五”小姐。１９６１年５月末，朱五传回话来，说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亲笔密信，连同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写给其大哥张学良的信，都已成功地传到了，并说在台北的张学良当时住在（曾任蒋介石外交使节的）董显光先生家里13，享受着有限度的自由。朱五回话并未言及传递密信的经过，因此，朱五传书的具体过程至今仍然是个谜。周恩来、张学思、张学铭、朱光沐都已辞世，朱五早已患上老年痴呆症。笔者只好专程去采访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女士（即“朱六”小姐）。她虽年事已高，记忆力却惊人的好。周总理请她和张学铭一道吃饭、“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设法保护他们夫妇的许多往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当我问及向张学良传递密信一事时，她说：“那时候，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找过二父（张学铭排行老二）。他们讲了些什么，二父一个字都没有讲，当时我只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笔者又去拜访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她只听说过当时周总理召见过张学思，谈什么事情，她完全不知道。现在，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可以公开了。这封亲笔密信只有１６个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１９７４年初病情加重了。就在这一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病重（蒋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去世），准备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当他们把这种设想报告给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当即赞扬他们这种主持正义的精神，但却说服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周恩来说：“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搞不好，可能刺激蒋介石用西太后对付光绪皇帝的办法，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１９７５年９月，周恩来听说张学良患上了眼疾，有失明危险。周恩来十分焦虑，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批示的最后三个字是：“托、托、托”。这是周恩来生前无数份批示中的最后一份。１２月２０日晨，已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召见罗青长谈对台工作，罗当时是国务院对台工作小组（当时尚未公开）的负责人，周竭尽全力嘱咐道：“干万记住，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直到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总是怀念着张学良。每次谈到张学良，他都很动情，曾多次泪流不止。“后会可期”，他盼望国共两党能第三次合作，携手共建统一大业，也可与张学良再度聚首，倾心相谈。真是思悠悠，念悠悠，弥留之际在心头！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注 释：

　　①、②、④《张学良文集》第２册，第１１８８页、第１１２６页、第１１２４页。

　　③《西安事变亲历记》第７页。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电，１９３７年 １月 ３０日。

　　⑥《西安事变纪实》第２０４页。

　　⑦《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７０页。

　　⑧《周恩来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暸望》，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 ２９页）。

　　⑨《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订本），第６５２页。

　　⑩《新华时报》１９４６年１月 １５日。

　　11《张学良接见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的谈话》（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号第１２０页）。

　　１２《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２３４页。

　　13 朱五回话记录恐有误，当时张学良为了学习基督教教义，常与精通英文的董显光先生往来，常去董家是可能的，但因张身边总有“监护”人员，未必住在董家。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