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经过这场决战，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奠定了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作为久经战争考验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家，始终辅佐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参加指挥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决战。

　　深刻洞察战争全局，确立战略决战思想

　　1948年夏，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一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开始深入思考怎样才能把战略进攻进一步引向深入的问题。周恩来基于对敌我力量发展变化的深刻了解，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人民解放军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①这年的4月中旬至9月下旬，毛泽东曾准备访问苏联，战略决战开始后，毛泽东决定将出访时间推迟。在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仍以主要精力研究军事问题，参加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1948年春夏，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取得初步胜利，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已达1．68亿，老的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援战争的力量。国民党统治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和军费的不断膨胀，财政经济陷入空前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广大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则进一步发展。周恩来对整个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指出：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28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则减少到365万人。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总数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但机动兵力已超过了敌人。②他强调：经过两年作战锻炼，我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初步取得了攻坚战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③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周恩来提出人民解放军在继续贯彻既定作战方针、发扬光荣传统的同时，要不断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决新问题。在战争指导上，要“把战争继续弓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在作战中，“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要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机会”。④在攻坚、打点与阻援、打援的兵力分配上，勿须拘泥于一种模式，要根据任务、敌情和战场的不同情况，灵活使用兵力。要加强对攻坚战的研究，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的思想，在大力发展炮兵和工兵的同时，“注重爆破技术、工兵战术和指挥艺术，并使之互相配合。”⑤对采取大兵团集中滚进的敌军，要树立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对实施村落阵地战之敌，“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⑥。即采取先包围、分割，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法。周恩来提出这些新战法，丰富了毛泽东战略决战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略战术水平。人民解放军具备了同敌人进行决战的能力。

　　周恩来深刻分析了战场态势。当时，在全国战场上，蒋介石已被迫放弃“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固守重要战略点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指出：一是采取消耗战、焦土战，尽力摧毁新老解放区一切战争资源，破坏解放区支援战争的能力。二是放弃部分城市，采取“大城市筑坚固工事，以中等力量守之”，“中等城市或集中兵力或备援兵，诱我往攻”，无重兵防守或无增援兵力的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则放弃。守则坚守，避免被孤立包围，有利时调集重兵反攻。三是在城市之间，组建强大的机动兵团，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利用铁路等交通工具连环前进，避免分散兵力，各个被歼。迫使我军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四是其野战兵团一旦遭我军攻击，即变运动野战为村落阵地战，变速决战为消耗战，使我军啃不动、吃不掉，然后调各路援兵，实施反包围，准备连续决战。五是调援兵力，连番作战，使自己能有所休整，使我军无喘息时间，增加疲劳，以夺取主动权⑦。因此，能不能抓住敌人要退未退的战略时机，敢不敢攻克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就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周恩来还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948年9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⑧因此，果断地同国民党军队决战，蒋介石垮台的越早，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就越小，夺取全国胜利就来得更快。此时，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周恩来认为，整个战争形势表明：要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他在拟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军事计划时，以“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为指导思想，提出抓住当前极为有利的时机，组织决定性的大会战，逐个歼灭敌军重兵集团，使敌人无法获得喘息机会。加快战争进程，减少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减少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周恩来拟定的军事计划，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大攻势。

　　善于着眼战争全局，选定首要突击方向

　　周恩来对毛泽东“慎重初战”的战略指导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中，他协助毛泽东，着眼战争全局，把握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正确选择决战方向，将“慎重初战”的原则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战略决战，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那时他们天天见面，对战争的发展随时交换意见，共同商议解决。当时，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他常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前方的作战情况，一般经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⑨。在决战的日子里，周恩来起草作战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到22份。

　　在制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作战计划和部署时，周恩来权衡了全国各个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在“南线以中原为中心”10，“北线重心在北宁路”，而全国的“重心在中原”１１。要求在一年内，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师；中原野战军歼敌14个师；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师；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歼敌14个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一、二兵团歼敌35个师。

　　为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全局首先以攻占济南为目标；北线以首先攻占锦州为目标，以攻坚战开局，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从初战必须有利于战争的全局发展这一原则出发，选择济南作为首先攻击的目标，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夺取济南就从战略上割断国民党南北两个战场的联系，切断北线敌人从陆上南撤的退路。二是华北、山东两大解放区将完全连成一片，增强解放区支援前线的能力；三是华东野战军将可以集中更大的力量用于外线作战。四是可以取得攻占拥有十万以上敌重兵守备，且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或战略要点的经验。周恩来曾经指出：“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１２基于首战必胜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周恩来缜密研究了战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后，共同致电粟裕：“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授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13这样，毛泽东、周恩来不仅从战役的决策上，而且从战役的计划和部署上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选择锦州为北线首先攻击的目标，也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为确保我军在全国重点战场决战的胜利，力求就地歼灭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防止其撤往华东。二是攻克锦州，既切断了东北敌军退往关内的通路，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同时也切断了敌人北线两大集团的陆上联系。三是东北决战的条件最成熟，我军不仅数量上超过敌人，而且已经将敌人分别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四是夺取东北后，我军将第一次获得一个巩固的战略大后方，而且还将有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这对于尔后解放华北和其它地区，均会产生巨大作用。这样毛泽东、周恩来不仅将战略决战的初战，选定在对全国战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东北战场，而且还把初战的胜利放在了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战略决战，把第一战场选在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由于正确选定了南北两线的首战目标，因而迅速打开了战争新局面，使整个决战形势出现了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

　　密切关注战场变化，不断扩大决战规模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14。周恩来密切关注着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协助毛泽东适时调整战役计划和部署，连续组织大规模战役战斗，因势利导，把整个战略决战推向空前的规模。此外，他还作了大量周密细致的组织、计划工作，有力地保障了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顺利实现。

　　对于东北的决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设想用10个月的时间，组织三次战役，基本解决东北问题。9月12日，锦州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意识到东北国民党军撤退的大门有被关闭的危险。他急忙调集了22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兵团增援锦州。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两次飞到沈阳，部署“总退却”。他命令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夺回锦州，掩护东北国民党军撤回关内。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现敌人动向后，向军委建议在辽西地区消灭企图退往关内的全部敌军。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原先设想的最理想情况已经出现，应立即抓住战机，力争迅速解放全东北。

　　他们指示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兵团诱至辽西地区，予以歼灭，同时强调，必须以一部兵力“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15第二天，长春解放。周恩来判断沈阳敌军有加速撤退的可能，再次电示东北野战军首长：“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１６要求他们根据军委的指示，作好防止敌人从海上撤退的可能。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经过前线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将原来的锦州战役迅速扩大为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原计划10个月的任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整个战略决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准备了前提，为中原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辽沈两个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具备了在短时间内连续歼灭敌军重兵集团的能力，具备了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和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能力。而国民党军不仅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完全丧失了斗志，而且它的统帅部和高级军官，在我军一连串大规模歼灭战的沉重打击下，表现的完全无所措手足，指挥毫无章法，上下处于一片混乱。毛泽东、周恩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作战指挥上，更加大胆地连续组织大规模战役，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他们立即从南北两条战线同时进行调整，加快决战步伐。

　　在南线，根据辽沈战役的经验，中央军委改变原定粟裕提出的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及援敌一部，然后夺取海州、连云港，进而向淮阴、淮安发展的“小淮海”计划，决心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11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中原野战军首长：第一仗应力争歼灭敌第七兵团全部、第十三兵团一部和第三、第四两个绥靖区的部队等共21至22个师，尔后如徐州之敌仍未撤退，即可打第二仗，求歼第十二、第十六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随后又决定：“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１７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领导下，华东、中原野战军根据军委的作战方针和战场情况的变化，组织了三个阶段的战斗，以少胜多，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中原决战的胜利。

　　在北线，周恩来把辽沈战役的经验进一步运用到决战的全局上来。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覆灭使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更加孤立，成为惊弓之鸟，随时可能撤逃。摆在华北国民党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西撤绥远。这是傅作义所希望的。二是撤往江南。这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但是蒋、傅都认为我东北野战军经过辽沈战役后，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因此，华北尚可固守一段时间，以屏障南线作战和编练第二线部队。对于我军来说有三种可能：一是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就地歼灭，这是上策。二是歼敌大部，其余撤往绥远继续顽抗一段时间。这是中策。三是歼敌一部，主力撤往江南，这是下策。周恩来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博系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8因此，他强调我军必须抓住当前“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的有利时机，“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19。为此，11月17日，周恩来打电报给东北野战军首长，要求他们郑重考虑东北野战军提前向关内开动的问题。周恩来对于我军华北作战的设想，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规定东北野战军“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２０。

　　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必将使傅作义集团望风而逃，而华北解放军现有兵力无法对傅作义集团实施战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留并抓住敌人就成为指挥谋略上的关键。周恩来建议：暂停攻太原；华北第三兵团停止实行攻打归绥的计划；东北野战军尽可能不过早暴露主力入关的行动21。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些建议，决定华北第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改向东进，包围张家口，断敌退往归绥的道路，攻其必救，迫使傅作义调主力增援张家口，然后以华北第二兵团切断张家口与北平之间的联系，使傅作义不敢轻易下决心撤往江南。中央军委还决定淮海前线部队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山东方面做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军委的这一决策在稳住敌人的同时，也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的敌军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镜。我军经过充分休整、准备，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打两头，孤立中间的战法，迫使北平守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为实现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决战目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展现了周恩来非凡的胆略和娴熟的指挥艺术，展现了他多谋善断和驾驭战争的能力。

　　创造解决敌军新方式，加快战争进程

　　战略决战期间，在毛泽东决战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了瓦解敌军这项政治工作原则，组织策动了一系列国民党军的战场起义和和平改编工作，进而创造了解决敌军的“北平”、“绥远”两种新方式，把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战略的地位。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我军认真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敌军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不断加强军事压力，随时做好以战斗方式解决敌人的准备；制定并公开宣布各项优待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充分利用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士无斗志的有利条件，以各种手段对敌开展政治攻势，进一步瓦解敌军士气；派遣各有关方面的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我党我军秘密战线的同志们，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导下，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作，在瓦解敌军士气、打乱敌军战役企图、破坏敌军防御体系、减少战争损失、加快战役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军各项政治工作中做得最有特色的工作之

　　济南战役中，当我军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外围争夺战之际，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经过我军的争取，率部约2万人举行战场起义。

　　辽沈战役期间，在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动摇了敌人死守长春的信心。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瓦解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分析，由周恩来起草致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告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现即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随后，周恩来又亲自给郑洞国写信，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２２第二天，郑洞国率部起义，长春宣告解放。

　　淮海战役前夕，周恩来指示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要协助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组织好战场起义。淮海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原在运河以东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及所属两个军就撤到运河以西，另三个军也到达运河东岸，准备向徐州靠拢。在这紧要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我军切断敌第七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穿插部队乘机按预定计划，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直插陇海路，切断了敌人西窜的退路。

　　平津战役发起前，周恩来即指示华北局加强对傅作义集团的政治攻势。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开始动摇，准备继续与我军谈判，但仍抱有幻想。人民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将新保安、天津之敌歼灭，迫使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同意放下武器，进行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中，双方还就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绥远的国民党军暂时原封不动，使它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战略决战中创造的“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原则的重大发展，不仅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而且与攻歼天津守敌的方法并列在一起，成为尔后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三种基本方式，对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精心组织后勤保障，为决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除了参与运筹指导决战外，还承担了人民解放军庞大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具有现代化正规战争的特点。周恩来指出：“战争已进入正规战争，一切工作方式统统要依此而改变。首先是军队，从游击战争的组织变为正规化。”“部队要正规化了，首先是后勤。”“后勤工作在正规化上要当先，又要殿后”２３

　　战略决战中，我军后勤工作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关战争全局的突出问题。诸如：战斗激烈，武器弹药消耗大，单靠战场缴获及部队自身的储备，难以满足部队作战需求，要靠中央统筹解决；人员伤亡巨大，需要加快做好俘虏兵的改造工作，动员新兵员；部队高度集中，粮草供应困难，仅华东地区的部队和支前民工每天需要粮草就达500万斤，需要从其他战略区调拨；大部分战斗在新解放区、半新解放区进行，需解决货币在当地购买生活物资；战场范围广，部队运动快，战斗间隙短，大量物资难以及时送到前线部队手中，需要组织大批民工和调集汽车、火车等现代运输工具；救护、后运、医疗伤员的组织，药品、器材的保障等等，都遇到了许多困难。我军原有的后勤保障方式，已难以适应大规模决战的需要。如何解决人力、物力资源的筹集、分配、调拨、运输、供给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决战全局的发展。

　　为解决这些问题，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要求军委及各级后勤部门的工作必须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要使全体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明白：解放战争进行到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往往一个战场上就有几十万人马与敌人战斗，责任极为重大。可以说现在已进入大规模的组织战争时期。所谓组织战争，就是将前后方各种建设及各部门工作都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战略与战役布置。后勤工作是大规模战争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完备而有力的后勤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更谈不上组织战争。后勤工作做得好，就能使前线更顺利地进行胜利的战争，进行持久的连续战役。24周恩来首先抓了组织建设，将各大军区原先的供给部改建成后勤部和后勤司令部，下设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门，逐步健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供应系统。例如，济南战役前夕，周恩来专门电示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25为确实了解前线实际情况，及时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他还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淮海战役前线指导和协助后勤工作。

　　周恩来在每个战役开始之前，都要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战役的后勤保障计划，他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和分配，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应，都逐一进行研究，作出细致周密的安排，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役进行中间，根据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战后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济南战役发起前，周恩来向华东、中原两大战略区领导发出了济南战役后勤保障的任务部署。淮海战役发起前，他在西柏坡亲自主持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研究后勤保障问题。他指示杨立三：山炮炮弹全部存山东，另由华北再送九万发八二迫击炮弹、十万斤硝铵炸药。弹药均由杨掌握，并运至接近济南、兖州两地适中地点，“待军委电令及时增补前线”。“对炸药、迫击炮弹都应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以利济徐战役的补充。”26淮海战役发起后，我军迅速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周恩来认为战役已“有由歼灭黄百韬兵团扩大到歼灭邱、李两兵团并继续夺取徐州之极大可能”27。因此，他立即电令华东局和杨立三，“速集中一切公私汽车赶送弹药两个基数”限时赶到前线，以保证部队有连续作战的能力。28他还多次查问前线粮食供应情况，强调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战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要求各级后勤部门必须解决好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地区作战，为解决大兵团粮食供应的困难，批准他们征借粮草，将来由人民政府偿还。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之前，他又预先指示华北军区为之准备粮草。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1948年12月2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了军委后勤工作会议，总结战略决战阶段后勤保障工作的新经验。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两年半来的后勤工作，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大规模的决战和向南方的大进军，制定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一是军委后勤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与统一规律标准，各大军区在军委后勤的指导下，分担后勤各种任务，保证野战军的供应。二是健全组织机构；三是坚持与贯彻各种制度，克服贪污浪费的现象。四是加强工作的科学性和纪律性，以提高工作效率。29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他提出“部队要正规化，首先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的思想，指出：“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30，全国后方勤务工作要“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３１

　　周恩来组织领导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以及对后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考，为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对人民解放军的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

　　注 释：

　　①、②、④、⑩《周恩来讲军事问题》，1948年9月13 日，记录稿。

　　③、 3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7页，第313页。

　　⑤《中央军委致许世友、谭震林、杨立三电》，1948年9月19日。

　　⑥《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423页。

　　⑦ 周恩来：《军事原则》。

　　⑧、11、 12 《毛泽东传》1893—1949，第860页、第865页。

　　⑨《周恩来传》1898—1949，第730页。

　　13《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应能应付最坏情况致粟裕电》，1948年8月 28日。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5—216页。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1页、第105页。

　　16《辽沈战役》第153页。

　　17《淮海战役》第 124页。

　　18、 19、 20、 21《平津战役》第 68页、第 54页、第 71页、第 265页。

　　23、 24、 25、 26、 17、 28、 29 刘瑞龙：《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754—755页、第268页、第335页、第374页、第534页、第535页、第745—746页。

　　30《周恩来在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月 14日。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181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