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书信中看他对新四军的关心

新四军从建立到发展壮大，以致后来久经战场，屡立战功，被人们誉为铁的新四军，这是因为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其中，与周恩来对其倾注的一片心血也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关心新四军的事件太多，不能一一列举，今从周恩来的一些书信中看他在字里行间对新四军所流露的关心之情。

一、了解新四军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周恩来关心新四军，重视新四军的领导，首先体现在他对新四军情况的了解。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工作虽然很忙，但在他心中从没有把新四军忘掉。平时，不仅重视从文件、电报、报吿、会议中了解情况，还经常利用交往、会议空隙以及到连队与干部、战士广泛深入地对话，交流思想，交換意见。这样，他能对新四军情况清楚的掌握， 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掌握的情况更多。有一次，教育家、文学家吴伯萧同志（曾任延安大学和华北大学教授）想通过他了解张云逸情况，他知道后，立即写信给吴伯萧。信中写到：“你来适外出，累你空跑一趟。关于张云逸同志我不知道全面，不过较别的同志多知道些。如暇，请于星期三日上午十时半来枣园一谈。”（《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31页）“较别的同志多知道些”，周恩来很自信地说，充分说明他对张云逸情况的了解。不然，作为一个平时很谨慎的他，是不会这样讲的。

周恩来对新四军干部情况的了解，又何止张云逸？对其他许多同志也能了如指掌。这样，情况掌握多了，也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强化了对新四军的领导。如在皖南事变前，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叶挺由于是非党，感到不好工作，辞呈出走。周恩来由于了解叶挺是个好军长，在重庆，同他进行了长谈，耐心地说服他，使叶挺回心转意，收回辞呈，并随周恩来回到了军部。在军部，又由于周恩来对项英情况的了解，多次与项英恳谈。一天晚上，新四军首长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与项英又进行了交谈。项英强调，“江南特殊”，如果发展，必然和蒋介石发生摩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命令。周恩来严肃地说：“这就是关键！”“速发展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关系到今后革命的成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放手的发展。"他还批评项英，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甚至把蒋介石的演说“宣言”进新四军的政治教材，把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称为统一战线队伍，还要听从三战区的命令；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缩手缩脚，不敢发动，不敢争取，甚至连叶挺军长也不想要！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很尊重叶军长，中央已决定，叶挺同志参加军委新四军分会。“（见《云岭漫笔》84项）周恩来一番语重心常的话语，深深打动了项英，并当场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随后，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新四军军委会会议上，他根据中央精神，要项英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和东南局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给叶挺办。从那以后，项英对叶挺的态度有了明显好转，两人关系也得到改善，军参谋处由项英住处搬到叶挺住处，使叶挺军长的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

二、为了新四军，积极同国民党斗争

新四军自建立后，由于坚持我党的方针，因此，一举一动都成了日军和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取消新四军、消灭新四军。而周恩来为了新四军，总是积极的同国民党展开斗争。

1938年12月，时任国家社会党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的张君励（曾任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张目。周恩来非常气愤，时间不长，于1939年1月25日，就改善两党关系致蒋介石信中指出：“少数不明大义之人竟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励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些作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69页）我们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周恩来对蒋介石旨意要取消新四军等，十分恼火，因此在信中指出，“与汪精卫反共主张无异”，一针见血的给蒋介石一次痛斥，为人民出了气，也对当时反共气焰的蔓延起到了抑制作用。

到了1940年下半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动，德意日要求国民党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英美则要求国民党加入他们的同盟，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帮助，国际上三大力量都在拉蒋。蒋以为时机对他有利，觉得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便下了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顾祝同围攻新四军。周恩来分析了当前形势后认为，“皓”"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接受，但必须给以回答，不能置之不理。他在11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时建议：“用朱、彭、叶、项名义电复何、白，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对于江北的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这个合情合理的立场，在政治上迎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分裂的国民党中间人士的同情。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新四军北移问题。当他收到项英来电，知道新四军面临的现状后，又立即写信给张冲（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当时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谈判）惟目前最严重的事件，莫过于新四军江南部队已整装上道，而一切补给犹无着落，新四军、八路军在江北部队已听命停止冲突，而山东之东北军，安徽之广西军犹向之着着进逼。尤其甚者，则为李鹤龄（李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主席所指挥之两个师已越淮南而东，新四军支队东退，彼竟直逼滁县，并在该县设立“剿共司令部”；是李主席欲切断新四军大江南北联络，并与江苏方面友军配合，造成对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之半包围之势，直逼之于江海之滨，尚有何渡江北移之可能？（《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90-191页）要求张冲急报蒋介石，予以制止。实际上，周恩来早就把蒋介石看透了，蒋介石要武力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

尽管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作了很大努力，但局势仍在恶化。到1940年12月底，国民党准备围攻新四军的部队已分别开到指定地点，构筑碉堡工事，基本上完成对新四军合围之势，可项英仍在动摇迟疑，没有坚决行动，贻误了突围北上的时机。当周恩来获知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抗议，接着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他还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国民党部队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在那极端紧张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恩来等于最短时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表示要坚持到最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不顾个人安危，身处龙潭虎穴之中而大义凛然，从容沉着，机智灵活地与敌周旋。他利用有关场合进行演讲，提抗议发电报，并进行外交施压；还奋笔疾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挽词和题词“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使人民看到了事变的真相，得到了全国人民、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以及国际舆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为皖南事变牺牲烈士伸了冤，使我党在政治上、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到了1941年春天，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后不久，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又大肆宣扬我新四军放松抗日，抱怨新四军抗日不力。周恩来感到国民党的报纸宣传不公，抹煞了新四军在苏北抗日的业绩。于是，在当年的5月21日，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信中指岀“今年皖南事变后，正当着敌人从信阳岀击我友军东进之侧后，而李长江又适于此际叛变于苏北，我们在苏北、皖北的部队，决没有丝毫放松与友军配合打敌，并且还追击了叛军李长汇，这也证明我们并不是抱怨者。”周恩来在这封信的最后还写道：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00一2001页)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用新四军在江北击败李长江的事实，回击了国民党当局的谣言，使人们看到新四军并没有放松抗日，而是在苏北、皖北等地继续积极抗击日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岀贡献。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支持。

三、关心被捕同志，多次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新四军人员和其他政治犯。

浙江平阳县周饮冰，1938年3月任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同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在给蒋介石《致电两党关系贯彻合作到底》信中指出：“浙江周饮冰案，其所被搜出文件，非为旧稿即系捏造，因其与中共现行政策完全不符。”“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比比皆是，去秋所呈名册迄无消息。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不仅对周饮冰了解，而且对案件情况也了解。指出对周饮冰的指控，完全是捏造，应该放人。后周饮冰在狱中坚贞不屈，继续与敌人斗争，组织两次越狱未成，1942年6月英勇就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关押了许多新四军干部战士，周恩来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放人。1941年3月2日，他就《关于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给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信中写道：“经考虑结果，特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附志于后，敢请转陈蒋先生及贵党中央。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敞党参政员必能报到出席。”（《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94页）在附志后的十二条中，第八条要求释放叶挺，回任军职。第九条，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后来虽然放掉一部分人，但叶挺等人仍被关押。

周恩来关心新四军被捕人员和其他政治犯，总是时时放在心上，无时不在为释放他们作努力。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同年11月间曾到延安同中国共产党商讨共产党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周恩来给赫尔利写了一封《为了中国的抗战民主与团结》一封信，信中写道：“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的探讨。我们认为国民政府果欲向国内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于决心。应先自动的实行：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诚、叶挺、廖承志及其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窥其端倪。阁下代表美大总统两月来对于中国之抗战、民主与团结，已尽最大努力，今于吾人之提议，当愿力促其成也。”（《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52页）在党中央及周恩来努力下，廖承志于1946年1月出狱。叶挺是1946年3月4日出狱，7日由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8日乘飞机由重庆往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周恩来关心新四军，既是他为人民、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丰功伟绩，也是伟大政治人格的光辉写照。他这种人格精神必将继续鼓舞全国亿万人民，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