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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尊重文化人与文化人交朋友

2017年07月17日16: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刊发熊爱军署名文章《“动员起千千万万的群众” 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其中提到,周恩来尊重文化人与文化人交朋友,“周恩来在同朋友交往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人家交换意见。”现将原文摘编如下:

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汉和重庆以后,他交往面十分广泛,重叙旧情,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其中很多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周恩来以他的真诚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对于文化界人士,周恩来是尊重有加的。上海、南京失守以后,各地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周恩来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1938年3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上,激动地讲道:“今天到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作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次公开与广大作家交流意见,对知识分子的赞赏与尊重溢于言表,很是鼓舞人心。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在皖南事变以后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晚上经常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会见各方面人士,不仅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而且一起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结交了许多朋友。对科学技术界的朋友,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他们广泛交往,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周恩来经常关心座谈会的活动,同他们恳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抗战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7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为科学家梁希庆祝六十寿辰。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起身作三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周恩来不仅自己广交朋友,还指示国统区的党员干部利用社会职业勤交朋友。1942年,夏衍从香港来重庆,周恩来多次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周恩来说,勤交朋友,要尽可能多交朋友。“你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你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方面要更广一些,对在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又说:“你是搞戏剧电影的,在重庆就有许多可以团结和这方面必须团结的人。”这样,夏衍就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庆撰文为生。

周恩来在同朋友交往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人家交换意见。他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这是周恩来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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