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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忆周恩来:没有永久的分离 只有思念

2014年01月07日16: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认识周总理时间很长了,那时候很小,大概19岁那年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几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孩子,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正好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他们可能认为我一定知道他是哪一位,所以根本就没介绍。饭桌上,连他和主人夫妻两口子,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共也就5个人。饭后我才得知他就是周恩来。我记得那时候周总理就是敞怀大笑,说话很爽朗的。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

“你在哪里工作啊,还是在学习呀?”

我说:“我在工作了。”

他说:“噢,你那么小就工作了?”

我说:“是的。”

他问:“你做什么工作啊?”

我说:“我在唱歌,做一个实习演员,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没什么意思,我在那里混混。”

他就问:“啊,你唱什么歌?”

我说:“我唱的当然是抗战歌曲了。”我还很理直气壮地在那儿讲。

他就说:“那还说没意思啊,那是太有意思了!这些歌怎么会没意思啊?你想想看,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之下,鼓舞着走上了前线了,你怎么说没意思啊?你这个小姑娘,你怎么回事?”

我心想:这是谁呀?后来我就说:“是,唱的歌是有意思,我没意思,我本来想去念大学了,还想要留学了,去深造。”

他就说:“哎,深造嘛,是好的了,当然有机会你还是可以去,但你现在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

我回家以后越想越不对呀,他怎么会这样和我谈话呢?他好像也有点年纪了,因为我19岁,看着他当然就要大一些。我想:这是谁呀?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请我吃饭的同事。他说:“你真的不认识吗?”我说:“我真的不认识,那天跟我说话的是谁呀?”“哎呀,你怎么不晓得,那是周先生,周恩来先生你都不认识!”“噢!”我就吓一跳,我说:“我认识他,我在书上什么地方看见过。他怎么这样一点没有架子,他不是一个领导人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事情,那是1939年的春节或是1940年。

当时我就想: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这么没有架子呢?后来我们还说了很多话,嘻嘻哈哈。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我就特别感觉他好像都是熟人,好像也像我们这些二十几岁左右的人一样。

因为我早婚,生孩子很早,也没有钱,工作嘛,忙得不得了,一天到晚要演出,我把孩子就搁在奶妈家里养。奶妈并不是什么很好的,她没有奶,为了要钱嘛,她就带过去养。孩子嘛,就一直给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孩子的胃就完全塞坏了,一吃饭就吐,每顿饭都要吐,晚上都吐得一床。我们每天要演出的,演话剧那个时候白天很忙,晚上都忙到很晚。有一天,这个奶妈坐在孙师毅同志的家门口,抱着我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奄奄一息了,脖子剩了一层皮,周总理跟一个朋友一起到孙师毅同志那儿去,走到门口。那个朋友跟我很熟的,他对周总理说:“胡公,这就是秦怡的孩子,叫斐斐。”周总理就说:“是吗,那怎么会这样子的?”那人就把情况讲给他听了,没有奶吃啊,轰炸时生下来的啊,小得不得了,奶妈又不尽心啊……所以身体坏极了,一吃饭经常吐,吃了什么东西都要吐,胃都塞坏了。

不久,这个朋友就来告诉我说:“唉,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以后应该很高兴的。周先生很关心你,他说,这个孩子怎么会是这样,秦怡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演员了,怎么孩子都弄成这个样子,你们应该关心关心她呀!”

1957年9月,“亚洲电影周”,正好演《女篮5号》,我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去参加,宴会上,正好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周总理想都不想就问:“秦怡,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斐斐现在还吐不吐啊?胃好了没有?”我当时愣了,总理怎么知道斐斐呢?那么长时间了,一个普通演员的事,他记得那么清楚,我当时真是眼泪差一点都流出来了。我记得从前有句格言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我觉得周总理心里也不是因为我秦怡啦,演员啦,他对每一个人,他接触过的人,都是关心的。我当时说:“哎呀,总理我都快要忘了,现在吐是不吐了,就是胃不好。您怎么还记得这样的事情?”他说:“哎呀,她小时候,我到孙师毅那儿去,那个时候多可怜呐!我看了你这个孩子这种样子,皮包骨,我想你每天在剧场演出,一定心里很着急。”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感激的话好。

1942年夏天,我们在歌乐山那边北碚演出的时候,我一直有甲状腺的毛病,粗脖子,长了瘤,一个朋友介绍我住到歌乐山医院。我不知道周总理因病也住在这个医院。有一天邓大姐忽然来看我,噢!我就觉得奇怪了,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个医院。因为种种原因,我准备手术以后,想暂时隐蔽起来。我就问:“邓大姐,您怎么知道的?”她说:“恩来在前头住着哪!他让我来看看你呀,知道你在这个医院。”医院里的人告诉他的,说是我住在这个医院。我这种无足轻重的人当时有说不出来的那种心情。她说:“怎么样啊,你不要着急,不要老是急着要出去演戏,不要看着眼前。恩来他自己要来,他不能来,他现在在病床上,所以他让我来跟你说,一个演员生命长得很哪!你别在这个时候想着演戏。想着演戏,就不想开刀了啊,看得仔细一点,查得好好的,等身体养好了,你将来演的戏不知道可以演多少。”我说:“我一定,我一定不怕,一定很好地看这个病,不会只顾着眼前。”因为演员很容易这样,眼前有几个好的戏呀,这种创作欲望来了,就恨不得马上出去演,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周总理就让邓大姐来看望我,跟我说这个话,亲切得不得了,这种精神的药那是任何东西不能取代的。

有时傍晚的时候,周总理跟邓大姐在后院的石板小路上走走,散散步哇,聊天。我常常就站在一边看,看着他们两位,心里头就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看着他们的身影,我就觉得像是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一样。因为有这么好的人,他们现在管着这么大的事情,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要是跟着这样的人能够走下去的话,那将来肯定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当时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的,我不怕,就是开刀我也不怕,如果能够不开刀就更好了,我就出去好好干。当时真是很奇妙,我说这精神的药,我很快就好了,瘤子就不大长了,比进来时好多了,暂时不要开刀了。周总理、邓大姐又来看我一次,我就出院了。这也是一件我永生难忘的事情。

周总理到上海来,如果有时间,总是来看我们,了解我们的情况,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工作上的。还有一点,我们拍戏,电影厂的戏,每年拍很多,每部戏的样片,几乎只要有时间,他一定看。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心里头没有装着这样一种博大的爱心的话,怎么能够做到?

我1963年拍完了《北国江南》,1964年开始批判阳翰笙。后来就是“文革”,批判我在《北国江南》里扮演的银花。我还好,糊里糊涂的,因为我当时正在拍《浪涛滚滚》,我演的是一个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钟叶平。《浪涛滚滚》刚好拍完,整个样片周总理还是来北影看,看得非常仔细,看到我跟那个水利工程局的局长,就是夫妻俩的戏,我演党委书记,跟那个局长吵架的时候,周总理说:“精彩!”看完以后他就回过头来说:“秦怡,你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你是真的跟他吵了吗?”我说:“是真的,戏里边是真的。”“你自己没跟他吵架?”我说:“我自己没跟他吵架,戏里边是吵架。”“啊!”他说:“很真实啊!你们吵得很真实。这说明你们两个这个思想上是有这个矛盾啊。”之后他就来考我:“你们水利工地有多少米高啊?是以发电为主还是灌溉为主啊?泥沙问题、采石场啊,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问完了以后他就笑,说:“嗯,还好,你这个书记还好。”我就想,他就是这么关心,就是看看你们是不是深入生活了。

当然这个戏后来他很气的,因为水利部对其中有一段有意见,改嘛,来不及。那个时候,周总理就说:“好好的戏,你们就是有意见,你们就是搁在那儿,万一将来拿不出来,你不是浪费了吗?而且这么多人的劳动。”

看完出来后他就问我:“怎么样?秦怡,你紧张了吗?报上现在每天一篇一篇的(批评文章)。”我也说的大实话,说:“有一点,还好。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工作里头,我倒好像还好一点,因为每天有工作。”他说:“嗯,不要老是一副挨批的样子,明天叫他们到国务院来拿一张票,你去看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你看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你就不要每天是一副挨批的样子。批评是好事情嘛,批评自我批评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你也不用这样挨批评的样子。我知道,我看了你这个戏了,这不是你的事。”他当时就站在那个楼梯口和我这样讲的。

1964年那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将来要怎样,统统都不知道。可是他当然都知道,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来了。可是他还来看我们的样片,还关心我们有没有很好地深入生活,讲了应该怎么样把它改好,他认为这个片子还是不错,应该可以拿出去。后来他还看《李善子》的样片,周总理他一样也不放,每一项工作都是非常重视,对每一个人他也都是非常关心的。

他为什么让我去看《东方红》大歌舞呢?他就因为觉得每天“银花,银花”,我一定是憋着憋着,又不好说,又不好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具体地来帮助我,使我由衷地感觉到这种帮助是那么有力量,这种爱那么有力量,完全不是什么父母兄妹能够做得到的,根本就是做不到。

看了《东方红》以后确实觉得心胸开阔了,豁然开朗了。为什么呢?自己是1942年参加进步团体,50年代入党,在自己的面前,这么多的革命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前仆后继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己受点批判又有什么了不起啊?马上心胸就开阔了。

为什么人们这么爱戴他?我曾经说过:“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确实就是如此。好像家人去世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子,但是现在要是谈周总理,总是心里头激动万分。我常常问自己:世界上还能遇到这样的人吗?还能得到这样的爱吗?还能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吗?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永远不会忘。

1961年,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又常在外面劳动,人都是黑瘦黑瘦的,特别黑瘦。那年,我参加访问缅甸代表团。到北京集合,周总理看见我们以后就说:“怎么搞的?怎么啦?上海不给你们饭吃了?”我们说:“不是,不是,我们都吃得挺好的。”周总理说:“怎么一个一个都那么黑瘦!”周总理对每一个人,对所有工作部门的同志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关心的。

1961年我到北京香山参加会议,吃饭时,周总理正好和王莹、我、赵丹坐在一桌上。他说:“秦怡,入党了没有?什么时候入党?”我说:“入了,入了。”他说:“入了就好!你这个人怎么老是不入党?”我说:“入了,入了。”他很高兴。

我以前演过一个《野玫瑰》,那个戏在政治上是不好的。因为我确实那时完全不懂了。后来罢演,我也跟着罢演。

1961年在紫光阁跳舞的时候,周总理就说:“好的演技不要丢,你看你那时候《野玫瑰》就演得很好。”我听了吓了一跳,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啦,这个污泥永远洗不掉了。坏事只能改正,洗是不能洗的,因为你演过了嘛!”他说:“唉,你说得很好。不过我告诉你,那个戏政治上不好,它那个剧本是不好,你的演技还是很好的。你知道吧,你演了那个戏,你的演技就好像上升了一步了,所以这个演技不要丢。现在你好的演技放在好的作品上,你不就是非常好的吗?”我回来心里想,总理真是不得了,从来没有那种极“左”、极右的样子,听了以后你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在文章中也写了:我认识了一个我爱戴的人,一个我最敬仰的人,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坎坷的经历,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的几千年来的苦难的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作者系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

(本文系《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连载)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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