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外交贡献：冲破封锁打开局面

周恩来同志早在建国前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来是我党对外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他亲自领导和开创了我党最初的外事活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在抗日大后方广交朋友，宣传党的全民团结抗日和民主建国的主张，扩大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在国际上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建国后他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不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达26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与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针。1949年前后，他两次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决策和新中国初期外交工作的经验，对我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阐述。新中国就是在上述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彻底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立和发展了我国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毛主席一起领导了这场关系中朝人民命运的军事较量和外交谈判交织的复杂斗争。这一时期，他亲自起草和批发的指示文、电就逾千份。谈判期间，他直接指导我方贯彻“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和“谈要耐心、打要坚决，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的方针，始终驾驭着局势的发展，直到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后，国际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经中央决策，积极推行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迅速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创造性地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载入史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领导中国代表团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对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会议在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上达成协议。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以“求同存异”的战略思想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得到稳定发展。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国政府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先后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中缅、中尼、中巴等国边界问题，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坚决支持它们争取和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中法实现建交，开始了西方大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对美国政府，周恩来同志强调要反对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时一再表示愿意与它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同志一直是这场马拉松式斗争的直接指挥者，他为揭露美国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时又保持中美双方这种联系和对话的独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苏分歧逐渐扩大，他一面耐心维护中苏关系的大局，一面同苏联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65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新中国外交的伟大成果是同周恩来同志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四人帮”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并极力设法保护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维护了外交工作的运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及时接过了美国作出的和解姿态，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促成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中美关系的这一重大发展震动了世界，迎来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中国建交国家由49个增至107个，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复。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他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与外交风格。深入研究和学习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不但对我们全面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指导当前的外交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资料由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