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曾经提出:要加强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即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怎样?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怎样?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 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他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是他革命业绩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了便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谋求国内和平;同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上海、南京地区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曾决定在南京、上海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周恩来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漫长岁月里,在治理开发长江,发展长江流域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在长江流域开发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深入研究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对促进东部和中西部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是周恩来生前有重要活动的城市。建国后,他是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从社会主义大局出发,始终关注并亲自指导这个全国第一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带头的先进城市。
“人民”这个淳朴的字眼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总产值仍能缓慢增长,基本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究其原因,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记取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对农业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是重要的一点。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沫若:《悼念周总理》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39年在延安。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已故)、卫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聆听了他们叙说的晚年周恩来用他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和要邓小平“忍一忍”等感人事迹。 “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国民党顽固派为加紧对我们的封锁和限制,他们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实行严格控制,不经卫戍司令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我们就通过地下党或进步朋友,进行秘密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换零件),而且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