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改变了世界生活的样式。早在1848年马克思便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随着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对外开放成为每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和动力。
周恩来是胸怀世界、深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为中共争取外交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就表达了在战后与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合作，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强烈愿望。1944年8月，由周恩来草拟、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他当时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指出：“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管理者和战略活动家，周恩来又为中国经济建设争得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和尽可能多的经济技术交流机会，以及获得对外开放和向外国学习的条件而竭尽全力。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垒障，是对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对峙的否定，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成为国际关系中普遍承认的基本准则，并有助于中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1956年3月4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11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时，阐述了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向一切国家学习，开门建设的思想。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它学来。”这是对此前只能借鉴苏联经验，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向其他国家学习的错误倾向最早的批评。随后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学习“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并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所作“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说，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可以依赖外国援助，不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想法是错误的；而“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中国不仅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而且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由于国际局势日益趋向缓和，“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针对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周恩来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出发，自信地宣称：“这个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迟早是会被扫除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继续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确认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和相互援助。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尤其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在现代，每个国家都不能闭关自守、孤立起来。”1964年4月23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光是靠国内，同时也靠国际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他坚持不懈地发展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民间贸易往来，为70年代初实现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美国合众国际社的一篇评论认为，周恩来经济计划中“有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就是要引进更多的外国设备和技术。这样做的时候周就把中国的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不可避免地拴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导致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周恩来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仍一直与对外关系上存在的那种“左”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他顶住“四人帮”把对外交往斥为“洋奴哲学”的极左思潮，尽力为中国引进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1973年，他痛心地指出，有的出国考察代表团考察回来，不敢讲外国人的长处，好像一讲就给我们脸上抹黑。既然如此，又出去干什么?“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在周恩来看来，极左的做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破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国经济才从对外交往中获得更为强劲的动力，中国人也才真正了解到这个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
本文系《大智周恩来》节选 作者：胡长明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