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在腥风血雨中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不顾危险，曾在黄浦江畔的腥风血雨中并肩战斗。邓颖超晚年这样追忆峥嵘岁月：“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本文所记述的，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的几处重要史迹。

　　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于9月底至10月初重返申城。邓颖超提前由鄂抵沪，“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邓颖超返回黄浦江畔，不畏艰险，立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她很快恢复中共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8人。大家开会时，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为掩护。按年龄排列，蔡畅是大姐，邓颖超是五妹，因而她用谐音“伍美”作化名。

　　1927年11月，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常委；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旋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等，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央各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书记。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此前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已来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此刻，他又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熊瑾玎的《自传初稿》叙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那时，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曾称上海舞台），是“江北大亨”顾竹轩开办的一座戏院，每天的观众熙熙攘攘；在它的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三开间门面，二房东是从事西医的周生赉，他把楼上的3个房间用于出租，在底层办起“生黎医院”，为了求治而进进出出的患者也不少。熊瑾玎经反复考察发现，进入“生黎医院”可直接上楼，其背后那条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他认为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比较适合用作党的秘密机关。于是，熊瑾玎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与周生赉初步商定租用楼上的3个房间。

　　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安全，邓颖超曾装扮成阔少妇模样到实地察看。她步入“生黎医院”，悄悄走上二楼，注视着3个房间，觉得很满意，便对在旁的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不久，“福兴”商号正式开张。中共中央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来做“老板娘”。邓颖超嘱咐朱端绶：“你和‘熊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的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熊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朱端绶的《自传》提及：“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好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拴好，自己看书学习。”熊瑾玎、朱端绶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共同开展艰险的秘密工作；由于志同道合，两人很快心心相印。

　　在1928年中秋节前一天，熊瑾玎写了一首诗给朱端绶：“小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熊瑾玎在诗中，表达了对朱端绶的真挚感情；她深受感动，但因腼腆未马上应允。次日，周恩来兴冲冲过来对两人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天下亲人团圆赏月光，你们结婚吧。我做月老，好不好？”他们都欣然答应。于是，花好月圆的佳节之夜，熊瑾玎和朱端绶在附近一个饭店举行简朴的婚礼。

　　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和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在敌人的不断搜寻下历时3年而安然无恙。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谈道：“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绶退租搬离该处。后来，底层开了商店，楼上成为民居，并扩建“假三层”。1946年，周恩来曾数次来上海，他很想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看看，但因工作繁忙无暇分身，遂派司机开车送随行的熊瑾玎、朱端绶过去，并嘱咐拍几张照片以留作纪念。

　　如今，在泸中央政治局机关已修复，正在抓紧展陈工作。

　　中央组织部机关遗址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设于上海北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系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石库门房屋，这里除了有一位部长，只配备一位秘书和几位干事，任务很繁重。平时，由秘书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相继寓居底楼的恽代英、陈潭秋、余泽鸿、何成湘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时为干事的黄玠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住在前楼，他后来回忆：“此处后楼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办公地点，周恩来一直争分夺秒地工作。”

　　当年，周恩来在清晨或深夜，常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办公。除了大量常规工作，在困境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都会找到这里，由国外返回的同志通常也先抵此报到，这些干部分配工作后，周恩来总是尽可能亲自找他们谈话，从政治形势到工作怎样开展等都谈得很透彻；各地来报告工作的干部要求见面，他也尽可能满足要求，并耐心地听取汇报，指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热忱给予具体指导。还有，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红军中党代表伤亡太多，希望中央和两省派可作党代表的同志至少30来人”，周恩来阅后立即作批示，由相关部门派去30名工人出身的党员。

　　当年，党内阅读的刊物很少。邓颖超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她经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必须注重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沪问世，以毛边纸印刷，每月出版一至两期，每期5000字至1万字，出于安全考虑曾采用谐音的“志夫新话”等封面；起初每期印行75册，后逐渐增加。邓颖超作为主编，对《支部生活》的编辑非常重视，一直注意从多方面地了解党员思想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她还以“直支”名义在刊物上登出启事，动员大家都来写稿。现所见的该刊最后一期，是1930年10月1日印行的第三十九期。可以说，它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加强党的机关工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如今，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原建筑已不存，它的遗址融入上海静安雕塑公园。

　　中央办公厅机关遗址

　　在中共中央驻沪期间，上海曾有一个“中央办公厅”。据黄玠然回忆：“1928年，那个时候中央刚刚搬到上海，党的工作刚刚开始，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的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当然，这是党内同志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的简称。

　　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门牌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系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原建筑已不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这里用于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黄玠然曾说：“那时候，周恩来和邓小平每天都来这里办公，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邓小平作为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处理解决机关事务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的事情。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周恩来能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他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周恩来实际相当于党内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由于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党组织前来请示工作的人比较多，有时大家还要坐在楼下客堂间里等候。

　　根据“机关家庭化”的隐蔽工作要求，“中央办公厅”也以住家的形式为掩护，彭述之夫妇、黄玠然夫人杨庆兰、陈赓夫人王根英等，均以房东或房客的身份寓居于此，参加机关工作。

　　那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于上海愚园路享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为了避开敌人的查禁，该刊先后用过《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平民》等封面。《布尔塞维克》的稿件都由中央秘书处派人送到“中央办公厅”，经审定再交给党的秘密印刷所印行。

　　如今，“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原建筑已不存，它的遗址位于今石门一路、北京西路东南侧。

　　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

　　当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是上通下达的重要枢纽。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27年“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8年“11月13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改中央秘书长为中央事务秘书长”，“11月14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邓小平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保证秘密机关在险恶环境里正常运转，直至1929年夏被派往广西工作，由余泽鸿接任。

　　从1928年夏开始，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今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24弄）11号，它们均系坐北朝南、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屋。这两个地点，也是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的活动场所，邓颖超在此开过“直支”会议，商量过《支部生活》编辑事宜。周恩来常来此检查工作、起草重要文件，或与别的中央领导一起参加组织生活，并指导编印刊物《秘书处通信》，便于各地党组织规范秘书工作；他还多次提议制定相关规则，如1929年10月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明确它“是中央工作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1930年1月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工作报告大纲》指出它“是党内机要工作的总汇”。

　　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分成文书科、内部交通科（也称内埠交通科，简称“内交科”）、外部交通科（也称外埠交通科，简称“外交科”）、会计科、翻译科；有的科还设立二三人的小组，如文书科下有收发处、药水密写处、缮写油印处、文件保管处等。它“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主要任务是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文件，通过秘密交通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收集、管理和汇兑党的经费，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等。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过的张纪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煤矿管理局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晚年仍清晰记得，小沙渡路遵义里是油印处所在地，负责将中央文件用药水密印在字画、手绢、线装书等的背面，由交通员传递出去；而在青海路善庆坊，恽代英“踏进工作地点，坐下椅子，就立即动手写稿……一篇《每日宣传要点》，从开始动笔，到印好，不到半小时就完成”。

　　还值得一提，中共中央秘书处为了适应工作需要，由“外交科”对北方线、南方线、长江线3条主要交通线进行调整，并选调不少骨干充实交通员力量；外交科的联络员和交通员按照路线分工建立联系，各省党组织也拓展区域内的交通网络，因而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秘密交通网。

　　好多年前，笔者曾赴医院探望病中的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王尧山，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沪开展过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回首往事时说：“当年善庆坊、遵义里的中央秘书处机关，是党的工作的重要运转基地！”

　　如今，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两个旧址均已不存，其遗址分别位于今上视大厦旁绿地、上海恒隆广场。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在中共中央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决定在沪成立情报保卫机构，并由周恩来负责。1927年冬，他筹建中共中央特科。它的一个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假三层”新式里弄房屋。

　　1928年11月，周恩来鉴于通过秘密交通网、交通站进行联络速度缓慢，决定由中共中央特科筹建电台。面对一无专业人才、二无电讯器材的情况，周恩来找来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的李强和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要求两人克服一切困难，钻研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那时，国民党当局在市场上对无线电设备实行严密控制。李强就购买外国大学教材反复琢磨，并设法进入无线电工厂巧妙地学，还搞到一家仪表公司的产品悄悄拆装；接着，他又与无线电器材商交朋友获得相关零部件，再参考外国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试装成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张沈川则化名张燕铭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结业后又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实习两个月，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中共中央还从各地抽调数名年轻党员来上海，由李强、张沈川进行技术培训，参加者有曾三、伍云甫、黄尚英、蒲秋潮等。

　　1929年秋，李强、张沈川密切配合，使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电台落户于大西路福康里9号（后门牌为上海延安西路402弄9号，遗址位于今美丽园大厦），数月后转移到别处。这个电台功率仅50瓦，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报，还有一些同志协助工作；不久，李强、黄尚英赴香港，又在那里设立分台。翌年春，曾三、伍云甫等从上海到达瑞金；当红军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一部电台时，驻沪中共中央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实现了无线电通讯。

　　1930年9月，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迫切需要更多无线电技术人才。于是，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今巨鹿路391弄12号，现为民居）开设党的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为了掩护活动，门外挂“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招牌，底层搞成车间模样；二楼为教室兼宿舍，亭子间为教员办公室。该训练班由李强实际主持，张沈川担任教员并负责报务，吴克坚分管行政和财务，方仲如教电学并负责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生活管理；学员由中共广东、江苏、湖南、福建省委选派，共10多人，进行集中培训。然而，至12月中旬，该训练班遭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破坏；随后，李强、伍云甫、毛齐华等继续在沪分散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这为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中央特科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不仅在险恶环境中保卫了中央大多数秘密机关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共六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等会议在沪顺利召开。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中共中央特科诞生仅两年，就巧妙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如钱壮飞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胡底分别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天津长城通讯社掌管国民党特务机构情报事务，他们互相配合，被称为“龙潭三杰”，成了三把刺入敌人心脏的利刃。1931年4月，掌握大量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将乘船赴南京供述，当地国民党特务向徐恩曾发电报邀功；电报落入钱壮飞手中，党组织及时得到了消息。周恩来等果断指挥中共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迅速转移，最终化险为夷，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5月，周恩来和妻子到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亲戚家隐蔽，邓颖超后来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们当然只能是内紧外松、处危不惊，否则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必影响大局。”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1年“6月22日，隐蔽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组织营救。获悉向忠发叛变，即亲往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

　　1981年冬，陈云在接见中共中央原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代表时，感慨地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如今，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基本保持原貌。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英勇奋战的故事常出现在影视剧中，许多人都前去探访这个珍贵红色史迹。目前，它已修复，正在抓紧完成展陈工作。

　　（作者为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