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我国的“上天”事业

1956年，周恩来和教授们讨论科学规划。

　　周恩来曾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他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至今仍是指导国防尖端工作的原则。

　　远见卓识深谋远虑

　　周恩来曾在苏联建成世界首座原子能电站时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

　　1949年3月，钱三强提出趁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它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钱三强的想法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成。3月22日，周恩来致电李维汉：钱三强所谈购买实验设备事，望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买后如何运回。几天后，周恩来又和李维汉面商所需外汇及支付办法。此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我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在科学技术上做了一定的基础准备。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苏联谈判。1957年，他抓住国际形势有利于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支持聂荣臻、陈赓等率团赴苏谈判，顺利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周恩来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苏联在核领域的技术援助，使我国科学工作者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时间，赢得了速度。

　　沉着应变果断决策

　　正当中国研制两弹及其尖端科技刚刚起步的时候，1959年6月20日，苏联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的协定。1960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给中国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给我国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在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周恩来对这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1960年7月11日，他在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报告上作了多处旁批，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

　　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三年到五年过关。由于相继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十分得力，又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到1962年下半年，我国核工业建设不但没有因此而停顿，而且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建立健全了我国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

　　敏锐洞察抓住关键

　　在周恩来看来，研制两弹，掌握尖端技术，人才是关键因素。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号召：“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他强调：“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物理专家的组织才能都很强，钱三强是科学院的秘书长，又是青联的副主席，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周培源是北京大学的教务长，在浙江大学有个物理专家，叫胡济民，担任副教务长，调了好久调不来，这次要下命令调来，从行政部门把他们‘解放’出来。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做教务长，当个名誉教务长也可以嘛。总之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

　　1962年10月，罗瑞卿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11月17日，中央成立了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在专委会成立后仅半个多月，周恩来就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专委会议。许多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或提名调到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的。这批力量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战斗中。

　　聂荣臻曾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两弹一星”的运筹、组织、管理者，周恩来以超人的胆识和非凡的领导智慧为中国的“上天”事业殚精竭虑，使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使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编自《党史博采》2018年第3期 房士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