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善于利用执政党的关系 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和交往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建国前，在延安、武汉、重庆、南京，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努力运用党的对外联络和交往，加强国际联系，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建国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直接领导外交工作达２６年之久，他从我国总体外交目标出发，总揽全局，统筹安排，对党的对外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他亲自率领党的高级代表团访问欧亚国家，会见各国来访的政党领袖，为党的对外工作倾注了毕生的心血。１９７５年９月７日，他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的外宾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周恩来有关党的对外工作的论述十分丰富。其中见诸文字的，例如同外宾的谈话记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等，仅中联部保存的就有数千份。这些论述不仅回答了战后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共运和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我国的整个外交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本文重点对建国后周恩来关于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作一初步探讨。

　　周恩来关于发挥政党外交作用的思想与实践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和卓越的外交家，周恩来精通国际事务，他善于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和它们的对华态度，有针对性地做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工作，以推进我国总体外交的全面发展。

　　（一）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善于利用执政党的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５０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国际上形成苏美两大阵营严峻对峙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军事上威胁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则对中国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战略，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实际的情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热情支持新中国的态度，明确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因而未经谈判就同我国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关系的鲜明特点之一是这种关系包含着党的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两个方面。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也是建国后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周恩来认为，外交工作重点是做当权派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因此，做好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工作，对于我们加深、巩固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身体力行，他常常以党政领导人的双重身份，或接待来访的外国党政领导人，或率党政代表团出访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党政并举的外交方式，推进了当时我们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到５０年代中期，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外交主流是好的，中苏两国缔结新约后的一段时期内，两国两党曾有过密切的友好关系。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大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扩大外交阵地，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当时的国际斗争中和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国同这些国家步调一致，这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也具有重大意义。

　　从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日益加深。对此，周恩来坚持认为，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１９５６年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沉积已久的苏东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主要是苏联领导人的大党大国主义的恶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苏联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损害了平等的原则。中国随即于同年１１月１日发表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宣言的声明》予以支持。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了这篇声明。声明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第一次正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这期间，周恩来在他访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时所发表的公报或声明中都强调中国的这一立场。这里就已经包含了正确处理政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发生矛盾时，按党是党的关系，国是国的关系的原则来处理，不因政党关系而影响国家关系的思想。

　　（二）做未建交国的政党工作，使政党关系成为推动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有力杠杆

　　周恩来历来重视全方位外交。他强调，即便政府尚未建交，也可通过政党、民间以及经济、文化等渠道的接触，以增进相互了解，达成共识，为正式建交创造条件。我国同日本的建交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复杂过程中，周恩来游刃有余地做日本政坛上主要政党的工作，这对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第一，通过政党外交，加深人民的理解。在日本政府采取错误的对华政策的时期，日本各政党内有不少有识之士，他们对华友好，主张尽快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同他们接触，通过他们，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和友好情谊传达给日本政府和人民。针对岸信介内阁参与美蒋反华大合唱，１９５８年８月，他在会见来访的日本社会党议员本多忠隆时提出了“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日关系正常化”恢复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则；针对岸信介提出的所谓“没有外交关系照样贸易”、“不签署协议也可以贸易”等政治经济相分离的主张，周恩来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０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前自民党总裁、首相石桥湛山时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周恩来提出的上述原则，既珍视了中日人民的友谊，又坚持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它通过日本政党领导人，有效地传递给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以日中友好协会为中心，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在全国组织了２３次全民统一行动，把拥护周恩来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和国内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于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２—２３日访华，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见，回国后，也于５月７日发表广播演说，５月８日起在全国举行报告大会，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和阻挠日中关系正常化。社会党当时是在野党，没有执政，但在督促政府、唤起国民、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通过政党外交，架起贸易交往的桥梁。１９６０年７月，岸信介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人内阁成立。池田内阁表示愿同中国改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根据日本政界的新情况，周恩来抓紧机遇，于９月再次邀请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访华，周恩来与松村三次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应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双方还商定了扩大中日贸易的具体方式，为此设立专门的联络机构。日本各界对周恩来、松村会谈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松村回国后随即向池田汇报了访华情况。并同自民党议员、水产会长高崎达之助共同组织各方企业家访华。１０月，高崎达之助偕同自民党的竹山佑太郎、野田武夫、松本俊一等４２人组成的日本实业界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三次会见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松村会谈纪要中关于扩大中日贸易的宗旨，廖承志、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高崎达之助一行的来访和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成为恢复中日邦交的纽带。”第三，通过政党外交，推动政府。７０年代初，国际形势已经朝着有利于中美“对话”和中日复交的方向发展，同时，经过２０多年的“长期积累”，终于出现了为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作准备的良好局面，而在这个时期，日本各政党也明显加快了促进中日关系的步伐。自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一方面批评佐藤政府，要求佐藤下台；另一方面纷纷组团来华访问，周恩来多次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会谈。与此同时，日本各政党纷纷在国内组织集会和游行，谴责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１９７０年７月，佐藤荣作下野，田中角荣组织新内阁。田中在首次内阁会议上表示，要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７月１４日，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受田中委托，到北京会见周恩来。佐转达了田中要建交的决心和打算，周恩来委托佐转达欢迎田中访华的意向。７月２５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为首相的“密使”抵达北京，进一步带来了田中决心访华的信息和准备与中国谈判的详细内容。周恩来三次会见竹入，并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８月４日，竹入回国后向田中汇报并转交“竹入笔记。”８月２２日，日本自民党总务会作出日中复交和田中访华的决定。９月１２日，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自民党国会议员访华团访华，为田中访华作准备。周恩来两次会见，对该团访华给予高度评价。９月２５日，田中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至此，中日邦交正式恢复。周恩来在世时，要我们牢记“吃水不忘掘井人”，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日本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友好人士。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９日，他在宴请佐佐木更三时，特别指出：我们非常感谢三个在野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支持日中关系正常化，并为此作出了努力，推动了政府。”

　　（三）在建交国中，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政党外交，保持国家关系的连续性、稳定性

　　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是我国整体外交的两翼，二者各有特点，目标一致，而政党外交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比如：对尚未建交的国家，可先做政党工作，以建立联系，沟通信息，为正式建交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按周恩来的说法，“这是为了打开来往的通路，便于人民来往”；一旦建交，再利用政党外交来充实和巩固国家关系。５０年代初，世界上有７０多个主权国家，从对华关系看，它们态度各异；从与我国建交情况看，又分为“完全建交”和“半建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很快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而西方国家的对华态度则不同。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２日，周恩来在《关于目前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将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国，它们在国内赶走了蒋介石代表，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因此我们同它们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第二类是英国和荷兰，它们在国内也赶走了蒋介石的代表，但在联合国中仍投票支持蒋介石的代表，对此，我们只同它们建立了半外交关系。第三类是其他西方国家，当时，它们既不同国民党断交，又在联合国中支持蒋介石的代表，所以在一段时期内，我们不同它们建交。在我国对外工作中，周恩来善于根据这些国家对华的不同态度，以及我们同它们建交不同的程度，有针对性地做各国政党的工作，以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和完善。１９５４年８月他就对“半建交国”——英国的工党采取了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７日，中国同英国建立了“半外交关系”。早在１９５３年底，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要求来华访问。为此，周恩来在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所作的一次《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专门说明，指出，英国工党访华“是和推进中英关系有关”，此举表现了“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是采取了主动的态度”，因此，周恩来特别提醒有关部门“应当重视英国工党访华，搞好这个工作”，因为这“对推进中英关系、对世界和平都有利，并能扩大日内瓦会议的成就，”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件工作看得很重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当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国会议员、工党全国执委会委员比万等率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华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会见。对英国工党的这次访问，双方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对代表团说：“这次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是新中国以来首次由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执过政的政党派代表团来华访问。因此，不但对于中国政府，而且对于中国人民（你们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会忘记的。”工党代表团说：“不但是中国人民不忘记这件事，而且是要使中英的友谊关系继续成为世界上突出的、引人注目的事。”英国工党访华之后，中共中央向全党通报说：“这次会谈双方都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会是有好处的。”虽然中英双方直到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３日才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英关系改善的过程中，周恩来发挥包括政党在内的外交优势，注意长期积累，不断推动双边合作，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的主要原则

　　周恩来在７０年代初的一次谈话中，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马列主义党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党不分大小，应该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决不许可干涉各个党的内部事务”。他强调说，这是各个马列主义党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原则中。

　　（一）独立自主原则

　　在政党交往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原则，是周恩来始终不渝的信念。

　　作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重大事件，他亲身感受到一个党独立自主的可贵。早在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当时，由于脱离中国的实际，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和派到中国的代表的错误主张曾给我们党的工作造成损害，特别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的错误，导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我们党达４年之久，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痛苦教训中，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周恩来作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周恩来在党与党、国与国的交往中始终珍惜并坚定地捍卫独立自主的原则。他说：“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独立性，一个民族，一个党也有自己的独立性。”他认为，在对外关系中，“政府有个主权关系，独立自主，党也应该这样。”建国初期，我们“倒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但在一开始，周恩来就提醒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在５０年代后期，在同各国共产党、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针对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我们提出并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１９５７年１月，周恩来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指出：“说以苏联为首，并不是说一切服从苏联。没有这样的理解。兄弟国家，兄弟党都是平等相待。”他对我们反复强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凡事“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在中苏两党两国交恶时期，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维护大局；另一方面，他对苏联企图控制我党我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他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针对苏共大肆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党，周恩来为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指出，苏共“公开片面地指责一个兄弟党”严重践踏了党际交往中必须遵循的“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原则，为此，周恩来愤然提前回国，显示了周恩来彻底地捍卫独立自主的坚定立场。

　　周恩来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并为之而不懈斗争的同时，也努力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同其他政党的交往中坚决贯彻这一原则。指出“我们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也反对我们自己的大国倾向。”告诫我们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珍惜自己的独立，也要珍重别人的独立。他在同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一直强调要奉行独立自主。他认为“各国党应该平等来往，各兄弟党应该独立自主。”因为“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在国际共运中，他坚决反对“老子党”、“领导党”和“上级党”，他说“世界这么大，它不可能了解各国党的情况，……如果由一个上级党、国际党来发指示，甚至干涉组织问题，常常要搞错。”因此，在党际关系中，他坚决反对强加于人和干涉内政，指出“不能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主张强加给另一个党，另一个国家。更不能容许因为有哪一个党、哪一个国家不赞成自己的主张就要进行干涉。”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对于当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党之间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对维护各党的独立自主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革命不输出原则

　　周恩来主张，在政党外交中，要正确处理外交与革命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革命与否，以及采取什么方式革命，要由本国人民决定。因为“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周恩来在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交往中，反复倡导“各党要独立思考”，认为“各国党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根本的思想原则问题”。他强调：“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照抄别国的经验，只能消化和参考别国的经验，根据本国的实际斗争情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１９６３年９月，他在会见亚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指出：“任何一党的纲领，都不能成为各党的纲领；任何一党都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同本国的革命实践、具体环境相结合，提出自己的纲领，作为指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有效的方针。如果把兄弟党的纲领照抄下来当做自己的纲领，那只能是教条主义。”１９６７年７月，他在会见东欧一些国家的党政代表团时指出“各国党有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的发展条件，各国革命的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只有各国党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７０年代，他在会见拉美国家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指出：“拉美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在拉美的土地上同拉美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否则便是空想的社会主义。１９７１年９月，在会见智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自己的道路”。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他在会见英共负责同志时说：“更重要的还是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欧洲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只有欧洲的同志能够做。”

　　早在１９５６年５月，周恩来就提出，在对外交工作中，“不要把我们的模子嵌到人家身上去。”“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插手外交。他们以极端“革命”的面目出现，诬蔑建国后１７年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三降一灭”，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鼓吹“以我为中心”，四面出击，打倒一切，使中国外交一度偏离了正确轨道，损坏了同一些国家的党政关系。周恩来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对他们在外交上造成的损失做了大量的弥补工作。

　　在政党外交中，周恩来既反对“以我为中心”，也不赞成人家把我们党的思想视为效法的榜样。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他在会见印共（马列）一位负责人时说：“各国左派党来找我们联系，我们应该欢迎、接待、交换意见，但是如果像有些左派党要求的那样，形成一个国际组织，把我们党看成领导党，像过去那样，就不恰当了。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历史的教训够多了。” ７０年代初期，为纠正亚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国党视为“领导党”，把毛泽东视为它们党的领袖的作法，周恩来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他明确告诉印共（马列）的负责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为领导党，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你们党的领袖，这是不恰当的。我们坦率地说，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的。”他说：“尊敬世界上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回事，把他作为自己党的领袖又是一回事。……这在民族感情上也不好，……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恰当的。”针对西方一些共产党持“中国党现在在国际上处于一个特殊地位”的看法，周恩来明确指出：“有这个想法总是不大妥当的”。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他在会见英共（马列）负责人时，还专门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

　　（三）求同存异原则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

　　首先，周恩来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要求同存异。他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系起来的”，因此，“在为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上，“在和平问题上”，“在反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各党之间有共同点。但是，他又认为，各党之间又有“同中之异”。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分为各个民族的、国家的，……这就不能不照顾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因为社会主义各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为基础。而且，“各个党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历史的发展条件”、“有自己的背景、环境”。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兄弟党也好，会存在若干不同。”周恩来认为，兄弟党之间有相同也有不同，这都是正常的，但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周恩来指出：“兄弟国家、兄弟党都会有求同存异的地方。”周恩来主张，对相同的地方，各党之间要善加利用，相互间要“互通情况，互相支持”；要“互相合作，共同奋斗，并肩前进”。对各党之间的“差别”与“不同点”要正确处之。第一，要允许有“差别”和“不同”。他说“有些不同是完全许可的；有一些不同，还有争论，也是许可的”。比如：“我们不能要求苏联共产党的作法和我们的作法一下子都一色一样。两个国家的党的作风就会不那么完全相同，中间就会有距离”。第二，对各党之间的“差别”与“不同”，各党之间要相互尊重，反对强加于人。他说：“不尊重人家的意见，只相信自己的意见对，这就势必犯大党沙文主义。……所以，我们希望兄弟党同志，如果发现我们说的话，做的事不对时，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愿意接受的”。

　　其次，周恩来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也要求同存异。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前夕，周恩来就如何与英国工党求同存异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我们和英国工党“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求异的”。他指出：“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多搞选票。它要在国内多搞选票，就要推进中英关系，如果它用这个条件换取选票，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在这三件事上，我们是可以和它求同的。”但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工党也有不同。“工党名为社会主义的党，实际上不干社会主义的事业。”那么，我们如何同英国工党合作呢？周恩来的态度是明确的。第一，不要改变各自的立场，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对“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丢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五项原则的。”第二，不搞争论，相互尊重。周恩来提醒我们，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讽刺、挖苦他们是不必要的。”也“不谈你们保守党好或工党好的问题”，“总之，我们是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发展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第三，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周恩来指出：“我们要讲求实际，目的是为了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不是争取他们和我们一样。我们不要失掉立场，但也不要讳言我们的缺点，……不要把我们说成十全十美。”上述意见，虽然是针对英国工党说的，但它对我们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关系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政党外交风格

　　周恩来政党外交实践中一个经常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是他极其崇高的外交风格。研究周恩来政党外交风格是研究其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在政党外交中，周恩来坚持原则，捍卫原则，原则性极强。他说，我们“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原则是肯定的。”但如何坚持原则，周恩来有其独到的风格。他指出：“对原则问题要斩钉截铁，但又要灵活，不要咄咄逼人，要使人感到我们是诚恳的，是可以信任的。”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原则是前提，“是不能让的”；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以求达到成功”。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方面，周恩来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纵观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其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和国内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的思想、新的原则和新的策略。他说：“时代发生了变化，应当把老祖宗讲的话同局势的发展结合起来”；建国初期，他赞成“一边倒”，表示“我们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但他又认为，“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好，非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不好。”他说：“在国际关系上还要有另外一条，就是要和平共处，”我们要“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就更优越，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在国际共运中，他坚持原则，又坚决反对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服从大局，坚决执行中央的集体决策，又不机械照搬，善于把党的对外交往基本原则变成为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案；他倡导“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反对“过早地强调工人阶级无祖国”；在党际关系中，他伸张正义，追求平等，主张“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在政党交往中，他依靠进步，团结中间，争取多数，分化顽固，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倡导全方位外交，善于利用政党外交沟通政府与人民，从而增进外国有识之士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推动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他强调政党外交要日积月累、“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机而作”、“见缝插针”、“不能心急”，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掌握时机，抓紧机遇，因势利导，稳步前进；对兄弟党之间的争论甚至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要“针锋相对”，又“退避三舍”，“弯弓不发”，做到“后发制人”。总之，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完美结合，是周恩来政党外交实践中的宝贵财富。

　　（二）崇高的风范和完美的人格力量与魅力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共产党人，同时，他又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共产党人，在他身上，充满着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和完美的人格力量与魁力。在广阔的国际舞台，不同的外交场合，他获得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不同党派、不同意识形态倾向人的交口称赞。西方学者这样评论他：各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从周恩来的性格和举止中很容易看出他们自己所珍视的价值也在周恩来那里得到了确认，这个事实突出表明了周恩来作为外交家的非常成功之处。”他优美的仪表，文雅的举动，渊博的学识，谦和的态度，高尚的品德，总之，作为一个外交家应有尽有的素质与修养，成为各国政要、知名人士谈论不尽的话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称周恩来是“世界巨人”，认为“他兼备伟大与亲切的品质”。日本的另一位政治家冈崎嘉平太先生曾这样深情地谈起初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我最初以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世界上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惊奇地发现他和某些共产党人完全不一样，他是那样的坦率、真诚、机智而又潇洒，我对新中国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前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称“他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和能洞察别人内心活动的会谈伙伴”。前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前外长施罗德说他是“有弹性的优质钢”。１９６５年４月，周恩来率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１０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一视同仁地会见了印尼当时政坛上的主要政党，印尼社会反应强烈，各党深受感动，他们说，只有中国总理才具有这种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周恩来被西方称为“对手的伙伴”，“舌剑唇枪的绅士”，“中国的斯芬克斯”，他“使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也敬佩他的人格与外交才能”。基辛格这样评价周恩来：“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到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

　　（三）广交朋友与善交朋友

　　周恩来倡导，在外交上要多交朋友、深交朋友，做到“朋友遍天下”，可以说，他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了。仅就外国政党的朋友来说，既有共产党的朋友，又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朋友；既有执政党的朋友，又有在野党的朋友；既有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朋友，又有民族主义国家政党的朋友。他的朋友既多且深，关键是他善交朋友。他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从不板起面孔训人；他待人以诚，以德服人，善于争取敌手；他善于利用矛盾，化解矛盾，求得共识；他不说假话、空话，“言必行，行必果”；他坚持原则，又善于在复杂的矛盾中求同存异；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不卑不亢，受人尊重。几乎所有见过周恩来的人对他都终身难忘，把他视为知己。日本自民党三木武夫第二次访华即将结束时，他向周恩来谈回国后对日本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听后表示，不要太讲中国的好话，否则把你说成是亲华派也不好。话要说得含蓄一些，这样在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这样也使亚太地区的国家对我们放心。这样做，是为了促你成功。三木听后，大受感动。他说，自己从政几十年，还没见过像周恩来这样为人设身处地，善解人意的政治家。在国外，周恩来又被称为“说真话的外交家”。基辛格又这样评论周恩来：“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博大精深，是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为新时期进一步开拓我们党的对外工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营养。首先，党的十二大确立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是在新形势下，对周恩来关于处理党际关系原则的继承、发展与完善。其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局面不断开拓，范围不断扩大，现在，关于党与党的关系，我们党突破过去只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交往的范围，已发展成同世界上各类国家不同政党的普遍交往，形成了与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和其他重要政党广泛交往的全方位格局。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要同一切愿同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也是在新形势下，对周恩来政党外交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注 释：

　　本文引用的内部资料由中联部档案室提供，未注明出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９月）

　　《周恩来的外交》（〈加>柯让著，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加〉罗纳德Ｃ．基思著，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１月）

　　《周恩来传略》（方钜成等著，人民、外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

　　《周恩来的一生》（上中下，新中图书公司，１９７７年２月）

　　《周恩来的外交》（<加>柯让著，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

　　《周恩来的思想及贡献》（胡华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

　　《周恩来研究概览》（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周恩来访问记》（〈美>斯诺等著）

　　《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中国杜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周恩来传》(<美>迪克·威尔逊著）

　　《周恩来和他的事业》（韩素英著）

　　《周恩来生平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举世悼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外交文选》

　　《周恩来政论选》（上下）

　　《周恩来选集》（上下）

　　《世界伟人周恩来》

　　《五洲的怀念》

　　《周恩来与日本的朋友》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