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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党内早期政治生活——“九月来信”的前前后后

李海文

2020年02月19日11:31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电视剧《领袖》剧照。

  “九月来信”是我党早期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红军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六大”,周恩来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任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分工负责军事工作,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在反围剿的革命斗争中,朱德与毛泽东由于对建军原则、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等分歧,导致了红四军内部出现了问题。于是,中共中央派了留苏学生刘安恭等人5月到红军工作。刘安恭将苏联党内斗争那套做法搬来,将争论公开化,并将领导人分派,说朱德拥护中央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指示,加深了意见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毛泽东落选,由陈毅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因为朱德善于带兵,和战士一起挑粮,衣着像个伙夫头,深受中下层干部和战士的爱戴。毛泽东经常在屋里思索问题,计谋多,在上层干部中威望高。但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中,中下层干部与战士多于上层干部,这也是毛泽东落选原因之一。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军,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8月中旬,消息传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来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有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

  1929年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他强调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周恩来讲这个话,不仅是听了陈毅的汇报,也是由于他了解陈毅、毛泽东、朱德。在欧洲他就认识陈毅、朱德,他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三人之中,朱德年龄最大,从戎多年,是忠厚的长者、讨伐袁世凯护国军的名将、滇军的高级将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于初创的红军特别重要。陈毅比周恩来小3岁,喜爱文学,为人正直坦荡,在军事上、在政治上的经验都不如朱、毛两人。经过讨论,周恩来和陈毅对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此,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将农村的红军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其二,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指示信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其三,针对红四军各党部关于分兵与集中的争论,信中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信中批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这封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加强党在红军的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指示信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提出解决方案:“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这封信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苏区传达,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于是,陈毅派人将中央的信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毛泽东看到中央的来信,十分高兴,并到长汀和朱德、陈毅会合。

  1929年12月28日、29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重回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摘编自2013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 李海文/文)

(责编:张妍、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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