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与邓小平的新创造

　　香港、台湾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被英国占领，台湾被国民党集团盘踞。因此，如何实现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这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在港、台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而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同样对港台问题极为关注，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本文拟对周恩来关于港台问题的几点战略思考作初步探讨，并概要地分析一下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所实现的创造性发展。

　　一

　　（一）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紧迫的问题。对于香港，周恩来讲的很清楚：“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①这是基本立场。在这一点上，周恩来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但是，何时收回香港更为有利？这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对新中国领导人智慧的考验。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这个决策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暂不收回”香港，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和政府承认关于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或者放弃香港，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考虑：其一是从新中国的全球斗争战略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就预见到了美国将对新中国实行封锁。而英国在香港有直接利益，无论如何它是不愿意失去这块宝地的。据此，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上，就等于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就等于拉住了英国，使其一方面对我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能对美国的反华政策跟得太紧，从而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封锁包围政策。其二是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考虑。周恩来认为，新中国需要同国外进行经济上的往来，而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它就有可能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②我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一决策是极富远见的。在改革开放前，香港对保持国内与西方的经济往来，对促进内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足见周恩来上述思考和决策的远见卓识。

　　（二）在５０至６０年代，由于恢复行使对香港主权的时机尚不成熟，周恩来思考较多的是如何对待、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这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观点：第一，在香港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周恩来指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因此，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③周恩来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在祖国大陆与香港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这虽然是针对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而言的，但这种观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是十分可贵的。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和思路来设想一下回归以后的香港应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一问题，那么，是有可能得出要在香港和大陆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一结论的。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周恩来关于在香港实行不同于内地政策的观点是探索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第二，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周恩来认为，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比如原材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等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使其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此外，香港还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周恩来在５０年代提出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１９７８年以前，正是因为有了香港这个阵地，我们才得以从西方国家引进国内所急需的机器设备，才得以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如果没有香港这个阵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可能会更加封闭。

　　（三）如果说周恩来在五六十年代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那么到８０年代，邓小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则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一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１９８２年 ９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④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的立场非常坚定，他说，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８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无论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两人都坚定地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周恩来的说法是“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邓小平的说法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两种说法何其相似！两个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何时收回香港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由于“时机”不成熟，周恩来作出了暂不收回，长期利用的决策。到了８０年代，国内外形势大变，“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果断做出了将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对于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应当指出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这两个具体结论虽然不同，但二者都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的，都不愧为一种正确的战略抉择。

　　二

　　（四）台湾问题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但台湾问题的性质不同于香港问题，后者是收回失地、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它涉及中英两个国家，而台湾问题则是如何统一，采取什么方式统一的问题，这纯属中国内政。建国初，我们党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武力解决，并且进行了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和针对性训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抗美援朝问题上来。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台湾问题才又被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此时国内外的情况较之５０年代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国内来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全面展开，发展经济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中国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把主要力量用到经济建设上。其次，从国际形势看，朝鲜停战后，特别是经过日内瓦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之后，和平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呼声日渐高涨。最后，由于美国加紧对台湾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控制，引起国民党许多军政人员的不满。鉴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考虑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１９５５年４月，在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之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明确指示代表团：“可相机提出在美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⑤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就已经比较明确了。至１９５６年初，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共准备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这年的１月２５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⑥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３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周恩来首次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观点。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同年７月３０日和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８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和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两次重申这一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⑦他还真诚地指出，历史上国共两党曾两度合作，现在，“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⑧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不愧为和平统一祖国伟大事业的探索者、开拓者和播种者。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的这一设想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五）实现和平解放台湾的目标，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必须排除美国的阻挠。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抓住时机，及时作出了同美国谈判的决策。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３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我国政府于同年８月同美国政府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谈什么，不谈什么，这又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对此，周恩来明确提出：“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⑩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和富有远见的，它划清了国际和国内两类问题的界限，使我国在国际和国内斗争两个方面都处于主动地位。主张与美国谈判，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爱好和平的真诚愿望，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从而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而坚持台湾回归方式问题不在谈判之列的原则，则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避免了自缚手脚，确保了我国政府有权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实现国家主权的统一，从而在处理内政问题上也立于主动地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外交问题的高超艺术。

　　（六）在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进程和步骤上，周恩来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长远目标和近期策略的高度统一。５０年代中后期，美国要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二岛，企图划峡而治，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搞两个中国，以达到它长期霸占台湾的目的。蒋介石则不愿意放弃，他仍然做着以金门、马祖为跳板而“反攻大陆”的美梦。为了挫败美国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帮助”、“支持”蒋介石守住金门、马祖，并把台、澎、金、马和大陆“联系”起来，从而维护一个中国的局面。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了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守住金门、马祖？周恩来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接见溥仪等人时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侵占台湾合法化，想把金门、马祖给我们，把台湾、澎湖留给自己，把蒋介石搞掉。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机会。”11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不要金门、马祖这一两个小岛，正是为了将来能把台、澎、金、马一起收回。基于这种考虑，尽管当时我军完全有能力解放金门、马祖，但并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当年把金门、马祖留给蒋介石，对于稳定和维护两岸的关系，对于防止两个中国的倾向，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改革开放以后，围绕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第一，在大陆和台湾为什么要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这首先是一个民族感情问题，民族问题。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12其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13邓小平说，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形势就稳定了，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基于这样两点分析，邓小平坚定地认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干年也要统一的。第二，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方针。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从而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清了一大障碍，提供了新的可能。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方针。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访美时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只提台湾“归回祖国”。这是我们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发展。此后，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６日的讲话中又明确地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我们在８０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邓小平建议国共两党进行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统一祖国的问题上，“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１４第三，在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决不承诺放弃武力方式的战略思想并进行了深刻的阐述。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把话讲得更清楚：我们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的统一？”15言外之意非常清楚：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拒绝和平统一。那我们只能以武力方式来实现统一。在统一的问题上，武力是一种决不能放弃的威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向美国人承诺放弃武力（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也不能向台湾当局承诺放弃武力方式（因为我们不能放弃国家统一）。总之，“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重点号为引者所加）16历史必将雄辩地证明邓小平这一“战略考虑”的正确性。

　　三

　　（八）妥善地解决统一以后台湾的前途问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因素。对这一问题，周恩来作了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观点。首先，在台湾军政人员的个人前途问题上，周恩来提出，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只要他们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了作用，立了功，政府就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１７周恩来还多次谈到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前途问题，认为统一之后，他们除继续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之外，肯定会在中央政府、人大或政协安排一定的职务。对此，中共自有善处。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和政策，对于消除台湾某些军政人员的担心和疑虑，对于缓和两岸紧张关系，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次，对两岸统一后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周恩来也作了深入思考，明确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四目”是６０年代初，由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概括而成的我们党对台湾的基本政策。“一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这里，“四目”的第一条即是讲权限问题，从这一条可以看出，统一之后台湾是高度自治的。第三条实际上是讲社会制度问题，这一条表明，对台湾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可以“从缓”，即暂时还可以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制度。这说明，周恩来当时对台湾未来前途的思考确实已深入到了社会制度这个层面。尽管这种思考还是初步的，不系统的，但它毕竟为后人继续思考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九）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邓小平对祖国统一大政方针的思考，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周恩来主要考虑了两岸统一后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并未涉及港、澳。而邓小平则不仅考虑了对台政策，而且全面思考港澳回归后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和概括的“一纲四目”虽然也涉及了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但是，他们更主要的还是从权限划分、人事安排、经费等等这些具体问题上来考虑基本政策。而邓小平则抓住了社会制度这个关键因素，重点考虑了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所谓“一国两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１８邓小平把“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总体方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方略，我国政府先后与英国、葡萄牙达成协议，顺利解决了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问题，并且香港已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顺利回归祖国。问题之所以能够这样圆满的解决，除了历史的机遇之外，关键是靠“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它允许差别存在，并把它法律化、制度化了。允许差别存在也就易于为各方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允许港、台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利于继续保持这些地方的繁荣与稳定，而这对祖国大陆也是有益的。所以，“一国两制”确实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对祖国统一大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都是历史性的贡献。

　　纵观周恩来、邓小平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第一，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他们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实事求是。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再到“和平统一祖国”；从在香港要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到“一国两制”，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无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第二，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他们从不妥协退让。但同时他们又是很讲灵活性的人。在涉及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们都寸步不让，而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又能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第三，立足长远、立足大局看问题。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战略家。他们思考问题总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或国家的总体战略出发，从不拘泥小节，不拘泥于眼前和局部利益。以上三个方面是周恩来和邓小平思考港、台问题的共同特点。当然，通过分析、比较我们也发现，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许多新的重要论点和构想，这些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他们那个年代不可能提出的。

　　（作者单位：华北航天工业学院）

　　注 释：

　　①、②、③《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３５２、第３５４、第３５２页。

　　⑤、⑥转引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２部，第２７３页。

　　⑦、⑧、10、1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２０２页、第２０２页、第２０１页、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⑨《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４７０页。

　　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３９７页。

　　④、12、13、14、15、16、18、19《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２页、第２１９页、第２１９页、第３１页、第８６-８７页、第８７页、第５８页、第２１５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