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前的台湾情结【2】

　　二、召见罗青长，

　　不能忘记台湾朋友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当时，他的体温是38.7℃。从是年12月中旬起，他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营养靠管子通过鼻饲直接送到他的胃里。笔者访谈过周恩来的副卫士长张树迎。他说，当时总理生命已经垂危，医护人员为了执行小平同志“延长生命、减少痛苦”的指示，给他输血、输液、导尿、鼻饲、排液等等。最多时他身上同时插着17根管子，还要经常为他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他身上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那天上午11点左右，周恩来醒来，说：“我要见罗青长。”由于他身体虚弱，加之高烧在身，话说得不是很清楚，正在他病房值班的张树迎开始没有听清，直到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才听清楚是要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罗青长部长。那天是星期一，罗青长同志还未下班。张树迎他们经过电话与他家里和办公室联系，很快用总理的车将罗青长接到医院。

　　罗青长到医院后，周恩来又已经昏迷过去了。他只好坐在外边等。等了二十多分钟后，周恩来醒来了，罗青长赶快来到周恩来病床前。周恩来认出了罗青长，可他想握手已经没有了力气。罗部长也是把耳朵凑到周恩来的嘴边。然而，周恩来还没有说几句话，强烈的病痛就又一次向他袭来。周恩来连忙对罗部长说：“我太累了，要体息一下。”说完，很快他又昏迷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又退到病房外再等。等啊等，一直又等了快半个小时，已经是下午了，周恩来也没有醒来，罗青长见总理短时间醒来的可能性不大，只好含泪离开医院。

　　1993年9月笔者在京访晤罗青长同志时，曾问他周恩来当时和他说了什么。罗青长告诉我，总理主要是交待他不要忘了台湾人民，更不要忘了在台湾的朋友，像张学良、张镇等人。

　　张学良为世人所熟知，张镇是何许人呢？罗青长告诉我，张镇是湖南常德人，黄埔一期生。他后来追随“校长”蒋介石，一直身居要职。那么周恩来临终前为什么会想到他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国共双方代表努力，于是年10月8日达成国共和平建国的协议并草签。于是，人称“和平将军”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由于高兴和喜悦，在重庆大礼堂邀毛泽东、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要人一起举行鸡尾酒会，还请了重庆魏家班子来唱京剧名段《打渔杀家》。

　　就在一派喜气，各方愉快的氛围中，柳亚子先生突然造访，他想要见见润之（毛泽东）先生，因为事先无约定，现场又不能回避，于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请柳亚子先生改日约会，并让自己秘书李少石坐上自己吉普车将柳亚子送回家。

　　由于当时“八办”只有这一辆车，而毛泽东又在礼堂看戏，随时可能用车，司机便一心想着快去快回。所以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碰撞了一队从前线刚下来的国民党伤兵。司机又怕处理事故时耽搁太久，便想一加油门离去。哪知带队的排长见吉普车肇事后竟然企图逃逸，于是举枪就射。子弹打穿油箱后刚好穿进李少石的心脏。驾驶员转头一见李少石胸部涌血，知道闯了大祸，立即将车开到医院抢救李少石，然后自己开车到办事处，告知李少石出事，接着自己逃之夭夭。办事处的同志一边派人去医院请医护人员救治李少石，一边派人来到大礼堂，悄悄向周恩来告知李少石被枪击成重伤，生命垂危。那时已是深夜，周恩来闻报后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设想蒋介石是否有意要对毛泽东等人下毒手，但又怕惊动毛泽东，只轻声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毛泽东说：“我出去有点事。”

　　周恩来一出礼堂就立即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和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张镇将军，当时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宪兵司令。周恩来立即用电话和他联系上，说自己在大礼堂，现在出了重要事件，必须要他亲自来一趟。

　　张镇在电话里感到当年温文尔雅的老师周恩来心情焦急，估计到他确有要事，就飞快地乘车赶了过来。他一见周恩来马上立正向周恩来敬军礼说：“报告周主任，学生张镇到！”

　　周恩来一边向张镇回礼，一边感到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周恩来判断：如果是蒋介石下令对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下手，就少不了对身为宪兵司令的张镇委以重任，而张镇也决不会还对自己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于是，他在向张镇简要说明李少石在路上遭不明枪击后向张镇提出了两点要求：一、迅速查明真相，缉拿凶手；二、一会儿散戏后，请张镇用自己的座车将我们的毛泽东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确保他的安全。张镇不仅答应了周恩来，后来也完全做到了。就这一点，周恩来一生心存感激。他曾对罗青长、童小鹏等人说过，“一个人哪怕他一辈子只做过一件好事，而这件事对革命是有益的，我们就要永远不能忘记他。”

　　这就是重情重义的周恩来临终前还牵挂着早已去台湾，并且已于1950年就已在台湾病故的张镇将军。

　　周恩来召见罗青长的事发生在周恩来逝世前的二十多天，可见他是多么地关心台湾、想着台湾人民、想着那些曾经和他亲切相处过的台湾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