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智慧：中和守衡 谋定而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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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国总理？

　　这与周恩来的才能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这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不开，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政府管理方面，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政府管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府管理方法，并通过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化表达出来。这里，对周恩来政府管理常见的几个思想方法作初步的归纳和梳理。

　　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就重视“求同存异”。夏衍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与有些党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周恩来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既批评了“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的右的观点，也批评了“‘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重视求同存异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对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政府管理智慧中最具魅力的范畴之一。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差异的问题。周恩来及时地将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外交工作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早已成为外交佳话。然而，这之前，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就阐明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