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

　　新中国开国之初，周恩来不只一次强调：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以后，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只有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消灭了贫困，消灭了愚昧才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一生的最后２０年间，一直围绕着以消灭贫困、消灭愚昧为中心任务，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这个基本问题而上下求索。１９６３年 １０月 １２日，他明确指出：“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经验。”①他为解决这一历史任务，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和全面改革的理论构思以及一系列基本原则，成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导。

　　１９６１年９月，周恩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②“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③周恩来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领导我国建设发展的实践经验为依据，精辟地提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④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始终以经济建设为首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是否正确提出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建国伊始，周恩来善于驾驭错综复杂的社会，明确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⑤“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⑥他在１９５４年９月又郑重地说：“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⑦１９５６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周恩来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在八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宏伟蓝图，是推进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重要保证。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开始抬头，没有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八大通过的这个建议报告难以实施，我国国民经济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周恩来把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立场，１９６２年３月重新强调：“现在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并努力使调整国民经济在５年间摆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我国国民经济刚走出困境，一场“文化大革命”又使全国陷入混乱状态。周恩来对此十分焦虑，他意识到：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他同一批在国务院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呼吁“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在１９７１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经济建设有了转机。一方面抵制极左思潮，尽力消除一些破坏性后果；一方面使处于瘫痪的国民经济逐步走向正常。接着，周恩来力荐和促成邓小平复出，协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具有拨乱反正、探索新路意义的尝试，即全面整顿的重大斗争，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推动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数月，国民经济取得可喜的进展。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居于首要地位的思想及其实践，是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路线的思想先导。

　　同时，周恩来还依据变化着的国际形势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首先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国防”的思想，进而确立以实现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建设“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⑧的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成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先声。

　　在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８日召开的二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寓意深长地说：过去我国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摆着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比拟的速度，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英国和法国花费３００年时间所做的事情、美国花费２００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费１００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做到。这是周恩来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富有远见的构想，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周恩来特别阐明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

　　一是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早在１９５９年底，周恩来就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⑨１９６３年初，他又提出：“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10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则是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是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它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中国是全方位实现现代化，包括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周恩来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１１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要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各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因为，“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12

　　三是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全方位的现代化基本要求。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精辟论述，他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有步骤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还有良种化。工业现代化，主要是工业技术现代化，基本内容是工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工业的各方面装备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国防现代化，要搞尖端的国防，即原子、电子、导弹，航空要更快地搞起来，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国防力量。其核心是建设一支掌握和运用尖端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对于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强调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努力用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把我国工业、农业和国防诸方面装备起来，并逐步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是指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导弹、超音速等现代的科学技术。

　　四是人才问题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早在１９５３年他就提出：“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13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这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到了１９５９年他进一步指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经济体系，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一个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我们理论队伍固然缺，科学技术队伍也缺，两方面都要加强，特别是科学技术队伍需要量很大”14

　　周恩来这些善于在实践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思考，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专政要继续，二是民主要扩大。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顺利推进。

　　周恩来指出：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15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消灭剥削阶级的需要。他同时强调，专政要继续，但绝不能扩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１６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新见解。

　　民主要扩大，是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他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根据，比较完善地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１９５７年８月，周恩来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１７

　　他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第一，人民的选举权。要随着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发展，逐步实行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人民的监督权。包括一是人民群众对人民代表的监督；人民代表对人民政府的监督，允许“唱对台戏”，把所有人民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发表出来，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中可以开展争论。二是中央与地方的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18第三，人民代表不仅检查政府工作，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这是对前苏联公检法机构置于苏共中央管辖之下的领导体制的否定。前苏联公检法机关拥有至高权力，不受来自群众和人民代表的检查监督，造成许多知法犯法，用专政手法对待群众的严重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第四，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搞联邦制，也不实行自治共和国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就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19周恩来特别强调：“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２０第五，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１９６１年周恩来尖锐地批评指出：“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２１要改变这种风气，必须在学术界、文艺界、知识界造成民主风气。他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22“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23。科学、文艺、教育都属于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有复杂性，更难掌握，它们同工农业生产一样，都有各自的客观发展规律，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由讨论、自由创作，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才能出现科学、文化、教育的振兴与繁荣。

　　他强调在未能实现消灭政党的条件之前，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也是扩大民主。

　　以发展教育科学为重点，进行社会主义精神建设

　　第一，急起直追，迅速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

　　周恩来早在１９５６年初就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２４他指出，年轻的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力量同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他敏锐地看到从四五十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有了特别巨大的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他预见到，随着原子能利用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系统，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水平。“这些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25周恩来面对现实，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高瞻远瞩提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26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第二，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尤为突出。１９５６年，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１９５７年后，党内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把知识分子作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１９６２年，周恩来为纠正这种“左”的错误，作了巨大的努力。他于２月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会议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申明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属于劳动阶层，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强调“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27。他充分肯定了建国１２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根本的转变和进步”。３月６日，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在广州会议上向科学家、剧作家讲话中指出：周总理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28。同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郑重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很大不同。“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29他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30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31。这是代表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它正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由于“左”倾错误观念和政策，使这一正确思想难以在实践中贯彻下去。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个正确观点，可惜他的正确意见未能为毛泽东接受并在全党切实加以贯彻。同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启发和教诲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32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条途径，即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实践，理论学习。

　　第三，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倡导和确立的。它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一个长期性的基本方针。周恩来为坚持这一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突出贡献是：是把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联系起来；是把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四个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将贯彻“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一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是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纠正党在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按客观规律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周恩来认为，我们党适时地提出“双百”方针，目的就是要多种多样的出来，然后才能辨别，才能争论，才能出真理，才能更丰富这个正确的。

　　努力开拓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新格局

　　周恩来为创造国内建设的国际环境，不仅在外交工作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在对外经贸方面也为开拓新的格局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周恩来纵观近数十年世界发展历程，反复强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３３无论是我们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战后日本、欧洲、美国都是如此。周恩来曾向缅甸领导人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34周恩来还向墨西哥客人说过：“‘闭关自守’这在中世纪都不可能，何况现在。”35各国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对各国自身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周恩来有句名言：“人不能离群而生活，国家也不能没有朋友。”周恩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典范，是我国和平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在长期领导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我国和平经济政策和一系列方针。

　　第一，他坚持和平经济政策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是和平共处的政策，决不向外扩张。当然，如果人家攻来，最后我们还是要反击的。我们的对外贸易也是这样，不是向外扩张，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36

　　第二，周恩来“根据政治与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可以分开”的原则，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的外贸外经，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方针。

　　第三，他本着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制定、执行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都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开创了光辉范例。

　　第四，为了不断地扩大经贸往来，更为了国家的信誉，周恩来提出了外贸工作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的原则。

　　第五，他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开通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贸易的渠道，实现着他一贯主张的“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的正确主张。

　　建国二十多年间，我国已先后同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发展了经济贸易的合作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础。周恩来一贯主张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把学习、利用、发展结合起来，强调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方面，“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３７他强调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长期奋斗

　　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周恩来经常强调并身体力行的一个问题。他深知自己祖国的国情，也洞察世界经济发展全局，所以，他一贯主张“艰苦奋斗，建设国家”。这些科学思想，我们应当发扬光大。

　　一是大国穷国的建设比革命更艰难。早在１９５４年周恩来郑重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当然革命成功是艰难的，但现在建设就更艰难。”我们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困难就少了。在某一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来，可能是困难要多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３８

　　二是周恩来这种估计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他概括为八个大字：“国大、物博、人多、任重。”国大而耕地少；人多而素质不高；物博而人均占有率低；任重道远是千真万确的。

　　三是必须牢固地树立节约观念。勤俭建国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作好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应该有临事而惧的态度，丝毫大意不得。现在，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共同承担的伟大工程。它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涌现了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伟人。

　　周恩来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的限制，并未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因而不可能没有缺陷，然而探索者的业绩是永存的。我们从总体上看，邓小平为党创立科学的理论，制定正确的路线，开辟新的道路，同周恩来的贡献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在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寻找和开辟新路的科学思想是相通的；实事求是的思路相通，社会主义要全面改革全面建设的思想相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也是相通的；还有不少方面是相互吸取和借鉴的。当然，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作出了历史性的新贡献，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尤其是，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39郑重提出；又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创新，也是实现中国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从此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面貌为之一新，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思想，逐步变成为现实，使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邓小平成功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并坚决彻底、始终如一地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科学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的正确构想，确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总目标，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使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思想系统化、科学化，成为亿万人民跨世纪的行动纲领。

　　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所祈盼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思想，并付诸实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突破了计划和市场是姓“资”姓“社”的禁锢，首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基；邓小平成功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了全国范围的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全方位开放的伟大事业，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这一切，既有亿万人民的共同奋斗和智慧，又有一代代伟人的心血和创造。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一生是为中华崛起与腾飞而奋斗的一生。他俩都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俩的英名同我们的民族命运紧紧相连。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 释：

　　①《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５８６页。

　　②、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９８页、第９９—１００页。

　　④、⑧《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３９８页、第４４７页。

　　⑤、⑥、⑦、⑩、11、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0、 31、 32、 3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２页、第４页、第１３３页、第４１３页、第２６６页、第２５２页、第２０７页、第２０７页、第２６６—２６７页、第２０９页、第 ２６０页、第２６１页、第３２５—３２６页、第 ３２５页、第３２５页、第１５９页、第１８１页、第１８０—１８１页、第３５９页、第１６０页、第１６０页、第 ３６８页、第４１２—４１３页。

　　⑧《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４４７页。

　　⑨、13、 14、 36、 38《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４０８页、第１６0页、第４０５页、第３９５页、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28《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１２２页。

　　29《周恩来教育文选》第２０２页。

　　33《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４１３页。

　　34、 35 《党的文献》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４７页、第４７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１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