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 

　　１９５４年召开的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不仅有苏、美、英、法等世界大国的参加，也有中、越、老、柬等亚洲国家的参加。通过谈判，与会各方成功地解决了亚洲国际关系中一个事关和平与战争的重大问题。这两条都是史无先例的。同时，这次会议也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参加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多边外交会议。周恩来在会前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到日内瓦后开展了活跃的外交工作，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次外交活动是中国多边外交的成功典范。

　　一

　　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是在亚洲国际关系处于关键时刻召开的。至１９５３年底，在中国的援助下，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取得了优势，在中部和南方也控制了一些地区，法国在印支三国的殖民统治难以维持。出于国内政治压力，１９５４年初，法国拉尼埃政府不得不要求召国际会议，寻求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途径。此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对峙当中。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欧洲防御集团”，以此重新武装西德。为了争取法国议会批准“欧洲防御集团”的计划，美国不得不同意法国的这一要求。

　　在亚洲地区，虽然朝鲜战争已经停火，但美国仍想在这里“推回”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国务卿杜勒斯力图帮助法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推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由于法军在奠边府陷于重围，从１９５４年３月起，杜勒斯不断向法英两国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美国的条件，通过“共同行动”扩大印支战争，使这场战争“国际化”。出于维护在印支的利益的原因，拉尼埃政府不愿冒扩大战争的风险，特别是在谈判解决的道路尚未堵死前法国更不愿这样做。因此，印度支那三国的何去何从就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焦点。

　　印支日内瓦会议开幕以后，谈判各方的要求相去甚远。法国由于在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它一方面让尚未完全取得独立地位的老、柬两国要求“入侵”的越军撤退。另一方面，法国表示只谈判越南军事问题，不谈判越南的政治解决问题。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保大政权巩固地位，阻止越南以后的民族统一。此外，与会各国在监督机构的组成以及国际保证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西方的军事干预只会迫使中国作出同样反应，印支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并可能最终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因此，英国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亚洲地区的形势能有所缓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是会议的两主席之一，他在会上挡住了美国的一部分消极作用，但英国并不处于当事人的位置，对会议的直接影响也就很有限。

　　美国政府希望会议失败，国务卿杜勒斯在会前就确定了阻挠会议成功的方针。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软硬兼施，要求法、老、柬及西贡政权采取强硬立场。会议进行了一个来月，有关方面只在进行法越司令部会谈这一程序问题上达成谅解，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都没能取得进展。

　　作为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态度也比较强硬，６月８日他发表了一通讲话，全面批评拉尼埃政府的谈判立场，而且没有作任何灵活的表示。艾登对此非常失望，他当天通知美方说，在日内瓦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应作出安排使会议在一周或十天内结束。６月１２日拉尼埃政府垮台，法国陷于政治危机。苏联记者向西方透风说，在法国政府危机结束以前会议不会有进展。莫洛托夫还询问越南外长范文同：如果会议“暂缓”有什么意见？实际上，苏联已准备接受会议的失败。美国代表团负责人，副国务卿史密斯１４日向杜勒斯报告说，印支问题没有进展只有倒退。杜勒斯回电说，会议的终止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次日，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因美国的破坏而失败。１６日，杜勒斯说，如果印支问题达不成协议，而法国又有一个得到议会信任的政府，并认为必须坚持斗争，美国准备迅速作出反应。①艾登和史密斯还准备利用休会去美国参加两国首脑会谈，商讨有关亚洲问题的新对策。美国的打算是，利用会议的破裂，对印支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此时，印支日内瓦会议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在会议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１３日晚他和莫洛托夫、范文同就形势及下一段谈判方针举行了商讨。１４日，周恩来至电中央说，准备向对方指出，双方司令部代表会谈是初步成果，“应扩大此成果继续讨论下去，说失败是错误的。应该使我方这种坚持积极态度的精神给世界造成印象：我方一向是现在仍然是积极的希望迅速达成协议的，并且是主张根据已有的共同原则继续讨论求得协议的”。②

　　在征得苏越两国的同意后，周恩来在６月１６日紧急会见了艾登，１７日又会见了法国外长皮杜尔。周恩来向他们表示，中国不愿看到印支会议也发生破裂。“中国愿意看到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像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我们愿与之和平共处。”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只要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出，越南军队就可以从这两国撤出。１６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提出新建议，指出印支三国情况确有不同，应有不同方式处理。周还表示已经注意到柬老两国政府有着自卫的需求，对此可以适当考虑。周恩来的谈话实际上提出了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的新建议，这使艾登受到很大的鼓舞。１８日法国方面表示，周的建议中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老挝代表认为，周的建议中有“进一步可以讨论的基础”。柬埔寨代表也“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妥协精神感到满意。”就连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新建议是克制的和合理的。③老柬中立化方案创造了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新的谈判空间，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１７日，法国议会选出了新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周恩来在６月２３日赶到伯尔尼同他见面。除了老柬中立化问题之外，周还提出了分两阶段处理越南军事与政治问题，并表示可以考虑承认西贡政权。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法越双方开始高级别的秘密会谈。６月２１日，周恩来宴请了柬埔寨和老挝代表团，要求他们同越南方面进行直接接触，老挝外长萨纳尼空对中国的调解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④老柬两国的积极反应表明对方战线出现了松动，这对于谈判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但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有限。休会三周后，英、苏、中、法外长回到日内瓦。他们发现与他们离开时相比，局势没有显著的变化。７月１３日，范文同在周恩来敦促下才向法国表示，越方可以接受在１６度线划界。⑤但是法国坚持以18度线划界。此外，在越南的大选问题上、在老挝的划界和老柬两国的政治解决问题上、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组织问题上，与会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

　　由于孟戴斯一弗朗斯上任时曾向议会保证，７月２０日以前如果达不成协议，他将辞职。７月１１日，孟戴斯告诉美国大使狄龙，如果不能达成停战，法国可能反应强烈，唯一的出路就是战争的国际化，美军应迅速投入帮助法国。⑥17日，艾登再次对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悲观。在会场外进行斡旋的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也开始感到悲观。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向国内报告说，“最近三四天共产党方面，特别是莫洛托夫的态度又强硬了许多”。１８日下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电台和电视台在21日预留时间，以便在会议失败时“向公众解释局势的严重性”。同时，杜勒斯加紧策划建立军事同盟，试图在会议失败后扩大战争。⑦

　　会议又一次面临破裂的局面。为了将谈判重新引导到互动反应、相互让步的局面，周恩来全力投入更紧张的外交活动，１３日他在会见孟戴斯—弗朗斯时指出，有关分界线的分歧必须解决，他要求法方对越方的新建议作出反应，“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立场上前进一步，越方是愿意以更大的让步来迎接法方的让步的”。在周恩来的调解下，法国迅速作出了反应，双方最后在１９日晚就划界问题达成妥协。周还派李克农会见英国外交官，要英国向法国转告，协议中必须确定越南大选的时间表。法国后来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让步。⑧

　　７月１３日，杜勒斯到达巴黎同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商讨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很快传出了西方要加快建立东南亚军事同盟的消息。由于这一问题涉及中、越未来的国家安全，１７日，周恩来对艾登说，美国正在组织东南亚条约，中国愿意参加对柬、老和南越三国独立与自由的保证，但是如果这三国被纳入该组织，那一切情况就改变了。艾登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经过与美国的协商，１９日，他让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卡西亚来见张闻天副外长，保证印支三国不会成为东南亚条约的成员。１８日周恩来再次会见艾登，提出了国际监督委员会由印度、加拿大和波兰三国组成。这个建议突破了莫洛托夫原来拒绝让北约成员加入的设想，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它在该问题上阻挠达成协议的立场，解决了一个久拖不决的重大问题。１７日周恩来还会见了柬埔寨外长泰普潘，要求柬埔寨政府接纳抵抗力量。周向他指出，如果让美国在柬建立军事基或接受美国军事教官，其后果将非常严重。周的这些话使柬、老两国对会议破裂的局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⑨

　　周恩来还积极介入了有关老挝问题的最后谈判。７月１７日，越老双方就老挝的集积区问题进行最后谈判，但是未能取得成果。老挝方面抱怨越南想要得到半个老挝。１８日周恩来再次同萨纳尼空会谈，提出老挝抵抗力量的集积区可在丰沙里、桑怒两省及伦不拉邦部分地区。这一建议是符合老挝抵抗部队现有力量的。１９日周恩来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修改了我方有关行政权力的建议，并同意法国在老挝保留一个基地，条件是法国将这个基地移到南部地区。⑩周恩来的这些建议为老挝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

　　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两次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是周恩来积极主导了会议的进程。在多边谈判中，使冲突降级的主导作用必须通过实施正确的谈判战略表现出来。周恩来在采取行动的时机，挑选谈判的对象，选择可以突破的问题，促使对手作出反应的方式等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正因如此，他才能力挽狂澜，解决了会议两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无法应付的难题。

　　二

　　印支日内瓦会议是一次非常独特的多边外交会议，参加会议的八国九方分成东西方两个集团，而在这两个集团中，各方的利益又有明显差异。多边外交的复杂性在于与会各国不仅要维护本国的利益，还要维护集团其他成员的利益和集团共同利益。当然，为了使合作具有空间，还要兼顾对立集团的利益。日内瓦会议的进程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多边外交的这种复杂性。

　　中、苏、越三国具有联盟关系，他们在会议上同处一个集团。三国虽然在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印支停火的基本目标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是，在实现停火的迫切性，老柬两国政治前途，以及一般目标的取舍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利益。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为实际上表明，它最终将共同利益放在较优先的地位，并对自身利益进行了克制。它作出的这一正确选择，同周恩来引导越方认清全局，强调维护我方共同利益是分不开的。

　　中共中央对于日内瓦会议非常重视，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进行讨论。１９５４年３月初，中央原则批准了周恩来精心准备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和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要求利用这次会议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文件指出，即使美国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和平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央强调“要力争不使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11

　　３月中旬，周恩来致电胡志明和越共中央，提出形势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指出：“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在划界问题上，周恩来说这条线越往南越好，但是“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方能否接受”。显然，中国是把争取停战和实现南北分界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１２

　　苏联希望印支战争不要扩大，但没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赫鲁晓夫认为中、朝、越一起参加会议就是胜利，社会主义各国利用这次机会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益的收效了”13。

　　苏联的低调表明，他们的主要利益和兴趣在欧洲。在印度支那，苏联并不面对冲突扩大的直接危险，所以它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影响法国政局，打击法国的主战派势力。谈判期间，莫洛托夫一直坚持一些并非很重要的条件，如越南军事与政治问题不可分阶段解决，国际监督委员会必须由东欧和亚洲中立国组成等。６月上旬，莫洛托夫在回了一趟苏联后立场更为强硬。史密斯认为，莫洛托夫想对法国的政治危机施加影响，苏联真正担心的是法国可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莫洛托夫要让支持“欧洲防务集团”的拉尼埃政府倒台，“减轻苏联在欧洲受到的威胁”。由于轻视民族主义国家，莫洛托夫对柬、老两国在会议上的作用估计不足，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予理睬。在周恩来已就老挝、柬埔寨问题提出妥协方案之后，莫洛托夫还在坚持说：“不能同意越南的形势与老、柬不同，后两国只是有些特殊性要考虑。”14苏方的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态度无助于越南采取较为克制的立场，也使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利益最直接的一方。在３月底４月初，胡志明等人先后到北京和莫斯科，就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与中苏两国举行会谈。由于奠边府战斗进行得不顺利，越南领导人对于战争的结局没有把握，武元甲也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胡志明向周恩来提出，如果越南最后抵挡不住法国的话，希望中国同意越军在必要时退入中国境内。他还希望中国能派出志愿军到越南同法军作战。越方的这种要求显然是中国难以接受的。而且，这也表明，越方对中国面临的困难缺乏认识，对于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１５

　　越共中央最初定下的方案是南北划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南方面的要求也因此抬高，提出了法国撤出所有军队、通过选举实行国家统一等要求。越南认为，印支三国面临的问题“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类型上的不同”，他们希望让越军继续留驻在老挝和柬埔寨，以期建立受其支配的“印支联邦”。越方的一些人还低估了战争扩大化与国际化的风险，认为不必向法国作出大的让步。正如胡志明在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５日对越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一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打下去……他们赞成军事行动却忽视了外交行动……他们向敌人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过分条件。”16

　　为了确保最重要的共同利益的实现，周恩来全力推动会谈向兼顾我方各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尽管周认为莫洛托夫态度比较僵硬，“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但周恩来还是与莫洛托夫耐心磋商，满足苏联的利益要求，在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才提出了老、柬两国中立化的构想。中越柳州会议后，周恩来再次到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这时苏方才表示应迅速争取和平，实现停火，如果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坚持孟戴斯一弗朗斯难以接受的条件，“则易为美国所乘，法国主战派势力又会得势，对解决印支问题不利，对越南不利”１７。当然，这对苏联也不利，因为主战派势力更倾向于接受西德的重新武装。

　　多边外交理论认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以便找到一种潜在的构想，同时也要有说服能力，使其他人确信应当接受这一构想。18周恩来在日内瓦充分表现出了这种高超的外交能力和艺术。首先，周恩来对越南的立场和要求总是表现出理解和同情，高度尊重他们要求统一的民族感情。他对越方的事务从不越俎代庖，从不替他们同西方谈判具体问题。法国大使肖维尔指出，越南在会谈中有相当大的自由，只是在越方的要求超过了法国可能接受的限度，中国才会加以干预。19

　　其次，周恩来是以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和从越方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说服对方。在７月上旬举行的中越柳州会议上，他分析了美国害怕所谓中国的扩张，绝不会允许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的想法。他指出：“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周恩来的论证使越共中央相信，越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必须和法国搞好，争取和平。从而与中国形成了共识。

　　其三，对有些方针的调整主动承担责任。在柳州会议中，周恩来在老柬问题上表示，中方要对没有在事先搞清楚印度支那的组成情况负责。同时他也指出，印支是由三个国家组成的，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这样做既给了越方面子，又坚持了正确原则，越方也比较易于接受这一立场。20

　　最后，在说服越南作出必要妥协的同时，周恩来也坚定地维护了越方的重大利益。他在会议期间多次强调不允许美国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不得使用美军顾问，以及老、柬两国不得加入军事同盟等立场。这些问题事关停战后越中两国的基本安全利益，老挝和柬埔寨能否保持中立，以及越南以后的统一斗争。越战历史表明，老、柬两国的中立制约了美国的军事干涉，每当它破坏这两国的中立，它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三

　　由于多边外交有较多国家参加，谈判进程比较公开。因此，它相对说来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这一特点使得参加国在谈判中要谨慎行事，但也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动员国际舆论及别的方式来形成公众压力，向其他与会国使加影响。21与双边外交相比，多边外交可能更多地受到国际舆论环境的影响。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他不仅在中国代表团中专门安排了新闻发言人，而且还多次指示《人民日报》刊登配合会议的报道。６月上旬，周恩来批评了《人民日报》对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将访华的消息报道得不及时和不显著。他指示：“今后关于这类新闻以及日内瓦会议重要报道如何刊登问题，外交部与中宣部应经常联系与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争。”22

　　周恩来还积极地同各国媒体打交道，对他们施加影响。早在４月１日，周恩来在祝贺法国《人道报》创刊５０年时致电该报主编时说：“我们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并主张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在内，应该和平相处。”向法国公众表示了中国希望和平共处的愿望。他在日内瓦也多次发表声明，表达中国政府谋求和平的积极态度。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６月２２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记者说：“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内，印度支那交战的双方……达成光荣的停战协议，而与会的其他各国的责任，应该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阻挠和破坏双方停战协议的达成，同时，我们对于会内、会外某种势力企图使印度支那战争化的阴谋，不能不提高警惕，而这种阴谋正是科伦坡会议所反对的。”23

　　６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还访间了印度和缅甸。对此，各国记者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正日益独立地发挥国际作用，中国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法国的《世界报》说，周恩来访问印度是“亚洲日内瓦会议的延伸”。６月２８日，周恩来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强调了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等原则。这次招待会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反响，使亚洲各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配合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推动老、柬两国走中立化道路的活动，加强了亚洲各国要求和平与中立的潮流。２４

　　７月１８日，会谈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秘密约见美联社记者托平。黄华指出，美国应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作出保证。同时，他也透露，西方国家如同意印支三国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在三国建立军事基地，会议就有可能达成协议。托平据此发出报道说，中国正在施加压力使美国赞同停战协议，英法两国已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美国作为会议成员，有义务签字并保证协议的贯彻，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与否有赖于美国的态度。托平特地指出，他的消息反映了周恩来的观点。托平的报道使公众了解了谈判最后阶段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面对舆论压力，美国政府很难再阻碍协议的达成。史密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他感到如果达不成协议，盟国会让美国来承担失败的责任。25

　　周恩来还注重引导会场以外的舆论环境，以此增进各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日内瓦，周恩来会见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他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谈判紧张的阶段，他们几乎天天见面。通过梅农，周恩来从英法两国得到保证，他们将阻止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周恩来与艾登建立了较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也与周重视发挥印度的作用有关。美国人一直对艾登不满，认为他受到了尼赫鲁的影响，而尼赫鲁则受到周恩来的影响。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一贯持反共亲蒋立场的助理国务卿罗伯森认为，他的顶头上司副国务卿史密斯受到了艾登的影响！２６

　　周恩来访问印度以后，西方新闻界纷纷猜测，中印之间可能达成了关于科伦坡国家不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谅解。《纽约时报》在７月２日说，中印之间的默契对建立东南条约组织的设想，以及对英国提出的对印支提供洛加诺公约式的保证来说都是“凶兆”。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兰德尔认为，周恩来在６月开展的一连串的外交活动，使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吸引力对亚洲各国大为下降。２７

　　四

　　周恩来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还是对于研究多边外交的理论都有重大帮助。多边外交起源于近代欧洲，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的多边外交虽然复杂，但由于与会国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它的成功可能性还相对大一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于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多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面临更大的挑战。28从周恩来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耐心倾听与会各方的意见，特别是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要求，从而发现各方的基本利益和西方集团中的分歧，寻找各国普遍可以接受的共同点。正是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基础上，尽管回旋余地有限，周恩来仍然发挥了他的杰出才能，提出了老柬中立化这一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新建议，从而打击了美国的干扰破坏，分化了西方集团，将会议从破裂的边缘导向成功，实现了中央的与会方针。与双边外交不同的是，多边外交中存在着主导权问题。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动表明，多边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在关键时刻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是维护本国利益和集团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日内瓦会议中，中国、苏联和越南三国既有集团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三国虽然在会议中密切地进行配合，但在确定各种利益的优先权方面也存在着矛盾。苏联的利己主义态度，越南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经验，这些因素使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周恩来对苏越两国意图和利益的透彻理解，是他能够说服集团成员转变立场，兼顾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键。这也表明，在多边外交中，集团成员虽然应当密切配合，但在重大问题上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力争将这种立场转化为集团的共同认识。

　　第三，１９５４年的印支日内瓦会议对于缓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强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建立睦邻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重视舆论影响和媒体作用，使我方收到事半功倍之利，使对手受到舆论环境的制约。多边外交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对舆论的成功引导不仅有助于形成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弥补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加强谈判各国的互信关系。这些经验对当代中国外交也具有一定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注 释：

　　①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Ｕ．Ｓ．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以下简称ＦＲＵＳ）１９５２—1９５４，Ｖｏｌ．１６，Ｐ. １１１０，１１１７，１１４６，１１４７，１１６７；Ｊａｍｅｓ Ｃａｂlｅ，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９５４ｏ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８６，Ｐ．９３．曲星：《试论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第２５６页。

　　12、22、②《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８２页、第３５８页、第 ３７９页。

　　③《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８５—３８７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６５—６７页；ＦＲＵＳ，１９５２一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ｐ．１１８２—１１８３．ｐ. １２０１，１２０７．

　　④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１２３４，１２４０，ｐｐ．１２11—１２１２，p.１２１４．

　　⑤曲星：《试论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第２５８页。

　　⑥ 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１１３６．

　　⑦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１６，ｐ１４２０，１４３６，ｐｐ.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⑧《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９９页；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ｐ. １３６８—１３６９，１３７３—１３７４．

　　⑨Ｊａｍｅｓ Ｃａｂｌｅ，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９５４ ｏｎ Ｉｎｄｏｃｈi－ｎａ，ｐ．1１９；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ｏl．１６，ｐ.１４２０

　　⑩ＦＲU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１６，ｐ. １４０５，１４４９，１４６６．

　　11《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５６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５—６页。

　　1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５３９页。

　　14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５３页；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ｏl．１６，ｐ. １１６０，１１６９，１１９３．

　　15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５４页；ＤｏｕｇlａｓＰｉｋｅ，Ｖｅi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７，ｐｐ．３９—４０．

　　16 罗纳德·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７４页。

　　17 夏衍：《永远难忘的教诲》，《研究周恩来》第２２页；薛谋洪：《当代中国外交》第６６—６７页。

　　18 Ｐ.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ＨｏＰｍｎｎ，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６６．

　　19 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Ｉ．１６，ｐ.１３２２．

　　20 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作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香港大学，１９９６年）；《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21 Ｗｌｎｆｒiｅｄ Ｌａ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ｓ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ｐｅｎ Ｃｏｎ－ｖｅｎａｎｔｓ，Ｏｐｅｎｌｙ Ａｒｒｉｖｅｄ，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egｏｔiａｔiｏｎ，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Ｚａｒｔｍａｎ，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ｘｘ Ｐｕｂlｉｓｈｅｒ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ｌｓｃｏ，１９９４，ｐ.２０—２０２．

　　２３《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５７—５８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第１８９４—１８９５页。

　　24 FRU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16，p.１２51；《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７１页。

　　25 ＦＲＵＳ，１９５２—１９５４，Ｖol．１６，ｐ１４２８，ｐｐ.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26 Ｂ.Ｒ.Ｎａｎｄａ，Ｉｎ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ＮｅｈｒｕＹｅａ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Ｈａｗａii，１９７６，Ｈｏｕｎｏlｕlｕ，Ｐ．８７—８８；FRUＳ，19５２—１９５４，Ｖo１．１６，p.１２81

　　２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ａｎｄlｅ，Ｇｅｎｅｖｅ １９５４，ｔｈｅ Ｓｅｔｔl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Ｗａ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ｒｅiｃｅｔｏｎ，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６９，Ｐ.３０９．

　　28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Ｃｒａiｇ ａｎｄ Ａl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Ｇｅｏｒｇｅ，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Ｄiｐlｏｎａｔiｃ

　　Ｐｒｏｂlｅｍｓ

　　ｏｆ

　　Ｏｕｒ

　　ime．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１９８３，ｐ.１６５．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