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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学生时代:南开成绩最优的学生

2017年11月30日20:4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的一个“绍兴师爷”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从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银岗书院、东关模范学校、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不仅在才学、品行、社会活动诸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而且还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他还远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在反复思索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于1924年7月回国投身革命事业。周恩来的学生时代,无疑是他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逐渐成长为一代伟人的重要时期。

  “学前教育”: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不满半岁时,叔父周贻淦病重。当时,周贻淦结婚不到一年,没有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周贻淦心里很难过,还担心自己过世后妻子陈氏日后被家族当成外人看待。为了使周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陈氏有所寄托,周贻能、万氏夫妇决定把儿子周恩来过继给他们。就这样,周恩来幼年时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育,称陈氏为“娘”,称生母万氏为“干妈”。

  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文静,才学出众,会书画,好诗文,有很好的修养。因为年轻守寡,陈氏从不外出,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上。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陈氏对周恩来的要求十分严格。4岁时,陈氏就教他识字。5岁起,陈氏就送他进私塾读书,并取学名恩来,字翔宇。

  1904年,周恩来一家搬到清河县(今清江市)外祖父家居住,在万家的家塾继续读书。陈氏常给他讲历史和神话故事,他所读的第一部小说《西游记》,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内看的。1914年10月,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幼时喜闻故事,凡有人能语余以奇闻怪事者,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

  1905年,周恩来一家又迁入陈家祖居的陈家花园,在家塾中就读。此后几年内,陈氏为了把周恩来培养成栋梁之才,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陈氏还辅导周恩来阅读了外祖父家所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小说。

  陈氏的严格教育,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产生了深远影响。40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还感慨地说:“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

  东北求学: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年少的周恩来,经常与在奉天省(今辽宁省)谋生的伯父周贻赓通信。通过字里行间的所思所想,周贻赓对这位侄儿的才学和品行十分欣赏。当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俸饷科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写信要周恩来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继续读书。

  1910年春,周恩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奉天省银州(今铁岭县),在他家寄居,并入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书。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阳市)周贻赓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10门。

  在东关模范学校两年间,周恩来“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由于广泛阅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周恩来的作文尤受老师赞许,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其中,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东北更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日本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籍。他自己还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

  随着认识的深入,周恩来的思考越来越深入。怎样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这使周恩来无法平静下来,并开始了艰辛的求索。1911年,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年的10月,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周恩来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

  1912年10月,周恩来作《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他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为了论述怎样才能把教育办好,周恩来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具体而言,校长和教师则“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并充满感情地说:“吾恐同学之智识亦无由新,道德亦无由固,而欲丛人才、蔚国器,难矣。”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充分表现出他的非凡才能。国文教师看后,欣喜地评价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1913年6月,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均收入这篇作文。由此,足见这篇文章的优秀程度。

  从江淮平原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周恩来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他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强健了体格,并习惯了吃高粱。此外,作为南方来的学生,他还克服了陌生环境的影响,学会了结交各方朋友。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更是使他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为他之后的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这是周恩来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南开学校:多才多艺、成绩最优的学生

  经过东北的磨炼,周恩来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更大的变化,是发生在他进入天津南开学校以后。因为与东北相比较,在天津可以接触到大城市的社会生活,可以呼吸到近代社会的空气,这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同去东北求学一样,周恩来转赴天津,也是得益于伯父周贻赓。1913年春,周贻赓工作发生变动,改任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随伯父搬到天津,住在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随即,他进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8月中旬,他顺利考入南开学校,19日报到入学,编入己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

  在南开学校的4年的学习生活,使周恩来从各方面都成熟起来。由于伯父收入微薄,经济上有困难,他很少回家,平时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1914年8月20日,因家境贫寒又品学兼优,经老师推荐,他从本学年起,免交学费,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少有的免费学生。

  尽管生活艰辛,但是周恩来的成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国文和数学成绩尤为突出。1914年12月14日,他荣获南开学校“国文传观”比赛第二名;1915年3月,他参加全校数学比赛,成绩优秀,所在丁二班成绩获全校总分第一。据校报《校风》记载,他是笔算速赛48名最优者之一,代数则能得到满分。1916年5月6日,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全校国文特试,11个班的代表200多人参加。周恩来的《诚能动物论》,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为第一名。

  南开学校不仅在教育水平上属于一流,而且积极提倡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校里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学生创办了许多社团和学术研究会。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各门学科的班级间或个人间的比赛。在演讲、演话剧、编校报等活动中,周恩来展现出自己多才多艺的特点。

  周恩来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会员从最初的20多人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还有校外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

  周恩来先后参加过《一元钱》《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10多部新剧的编导和演出。由他出演剧中女主角的《一元钱》演出后,在天津轰动一时,并到北京青年会公演。

  周恩来还是南开学校《校风》周刊的主要领导者和供稿人,为《校风》撰写了很多文章,选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内外大事,颇受欢迎。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平均分89.72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在参加毕业典礼时,他还获得了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赴日求学:在挫折中成长

  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希望能继续求学。由于家境贫寒,他决定报考日本官费学校。当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1917年7月下旬,周恩来和李福景等同学去北京筹划赴日本官费留学事宜。经过奔走,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此时,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已被调充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周恩来非常感激伯父的抚养,所以行前特地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到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话别。8月13日,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表达出他振兴中华的愿望。

  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船赴日本。10月,他进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由于学习备考时间很短,周恩来倍感压力。1917年12月19日,他致信在美国依阿华州格林奈尔大学学习的南开同学冯文潜,谈旅日留学生活,说:“弟自来此预备,尚称合式。”“官费考试在明岁六月,届时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敢预料。”在日记里,他还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8科,还进行了口试。遗憾的是,因日文成绩不好,他未被录取。不过,周恩来在精神上并没有过于沮丧。此后,为准备7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打起精神,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还制定了高度紧张的计划:每天读书13.5小时,休息和其他事3.5小时,睡眠7小时。

  不过,由于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使得周恩来的复习计划几乎完全被打乱。直到6月初,他才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1918年7月2日、3日,周恩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心情懊丧。在随后的日记中他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为他饯行、一同赴日求学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在附言中表示:“返国图他兴。”尽管未能进入日本大学深造,但留日期间的自学和实践活动,还是给周恩来带来很大的帮助,思想上的进步更是十分明显。

  勤工俭学: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19年9月25日,周恩来出席南开学校大学部的开学典礼,是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留学考察。1920年10月8日,他和南开同学李福景同获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行前,他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1920年12月13日,周恩来与李福景等人,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抵达马赛港,随即换乘火车到巴黎。周恩来在此短暂停留后,于1921年1月5日赴伦敦,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大,他决定投考位于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1月25日,周恩来致信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之事,并谈及欧洲现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相较于赴日之时,周恩来在思想上成熟了许多。赴欧之后,他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陈式周,探讨救国之道,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同时又说:“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由此可见,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如今想在欧洲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主张,从而最后选择并确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并把它应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按照出国前的约定,周恩来赴欧后即准备给《益世报》撰写通讯,向国内介绍国际大事。1921年2月1日,他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周恩来采写了大量国际新闻,通宵达旦地为《益世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间大事。

  与此同时,周恩来充分利用当时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他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敲比较。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湛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他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意为共产主义——编者注)也就够了。”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他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鉴于国内革命运动快速发展,急需大批革命骨干,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等人于7月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两个月后,周恩来到达广州,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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