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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何严厉批评潘汉年“政治注意力甚弱”

2017年11月16日15:49    来源:北京日报

  纪事:新政协召开前的复杂形势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即5月1日晚间,毛泽东又秘密致信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钧儒商讨成立政协的具体事宜。

  在“五一口号”发出后三个月的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提出严厉批评。因为,周恩来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党派均有热烈响应。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民主党派的两份通电约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问下,直至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他通电及宣言。周恩来气愤:这就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乎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展,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来认为:此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证明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人们不由得不诧异: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很早就活跃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与高层。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一明一暗,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何以忽视新政协大事?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更有切实的体会。在1948年年中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政治协商的看法还远未统一。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谭平山也同意,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开。李章达认为:何时召开要看形势发展。郭沫若起初说现在讨论开会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茅盾则认为: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定在解放区没有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在关内。王绍鏊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李济深认为:还是拿下平津以后,以平津召开最好。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谭平山认为:任公(指李济深,其字为任潮)的宽大主义甚有问题。李章达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内部讨论久议不决,外间就有传言: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另有打算!近来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岂不可以把国民党中央政权一锅端?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立下头功!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还说:若要他张君劢参加新政协,中共必须放弃土改!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农村拥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这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兼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异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面对以上局面,有人犹豫,有人观望,有人韬晦,有人待价……

  个中滋味,要潘汉年在电报中怎么说得清楚!

  (吴足观摘自《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郝在今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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