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首页人民网首页|频道首页|网站地图
领袖人物纪念馆>>周恩来纪念网

吴阶平:给晚年周总理治病的亲身经历

2017年11月15日15:4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跟敬爱的周总理接触时间很长,越接触时间长,越觉得跟他接触就是受教育,我受周总理的教育实在太深了。我想先从看病问题说起。

  周总理患膀胱肿瘤,是在常规检查时发现的,不是他有什么病状才检查的。接着,我们就赶紧加强检查,比较快就得到了证实。后来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我很明白,周总理是相信科学的,是相信我们的,估计他接受治疗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不知道他还会说什么。实际上,我跟他说了这个检查结果,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震动。他说:“我一定配合你们。”这句话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这句话后头还有一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这是要医疗、工作两不误,医疗工作的安排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是处处以工作为第一的。我马上就回答:“我们一定这么做。”可是我有个考虑,尽管膀胱肿瘤还不算是最坏的肿瘤,但毕竟它还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最终一定要影响工作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说到这儿就完了。后来,我们安排治疗,差不多都是适应他的时间,他是从工作岗位上抽时间来治疗。比如说,1973年3月9日我给他做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3月8日去参加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然后回到医院,3月9日做治疗。他1974年6月1日又开始到医院治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5月31日刚刚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订了两国建交问题的协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时间来做治疗的。1974年,已经知道他还有一个肠肿瘤的问题,已经决定要治疗了。可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届人大的安排在即,周总理不得不延缓治疗,与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回到了医院后,还继续工作,不仅看文件,批文件,还要见外宾。我记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见的是罗马尼亚的外宾,其间他见了60多次外宾,不要说内宾了。他接受治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他办事非常认真,一切都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真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我们向周总理报告其他人的病况,上至国家领导人,各方面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工人、农民,他都是很关心的。他派我们去看王进喜,王进喜患癌症,住进医院了。我们回来以后给他汇报。我们知道,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按一般的汇报方法是不行的。他完全是一种听的态度,非常认真,比我们想得细,想得周到。他要问你,你为什么说他是这个病,问你的根据,很细,他要弄得很清楚的。空手去汇报,那是不行的。我们去汇报那叫一个行列,带的东西多了,图谱、标本、X线片、显微镜,什么都得带。因为你说到哪儿,他就叫你拿出证据来。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他处处在动脑子,很快会发现问题。去时都要充分准备,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汇报。汇报我们认为这个病有多大的把握,还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治疗,治疗前途如何,他一样一样地问。问到后来啊,我们都感觉周总理是医学专家。比如说,这个病是什么病,应该怎样治疗。他就问:不是谁谁谁也是这个病嘛?你们怎么说是那样治疗呢?他就要问你为什么这两个人治疗不同?最根本的是他对人的关怀,对国家事业的关怀,对国家前途的关怀,因此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考虑得细。那么,会不会被他问倒呢?他问你,你说不出来了,就被问倒了。问倒不要紧,他也不责怪你。我们就知道哪天不被周总理问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问倒我们,并不是吹毛求疵。他想得比我们深,比我们深得多。比如说, 有一次派我们到邻国去为一个领导人治病,说回来要汇报。当时病人已经病入膏肓,随时要出问题,生命不可能再挽回了。去那儿坐专机需要24小时,回来就要报告。先说口头报告,飞机上接到通知,要书面报告。我就要去了解情况,搞清楚了再回来。我事先都得考虑得很周到,怎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把资料收集完全。为此,我事先通知当地使馆,请当地的医疗组带全资料到那儿等我。到了当地直接去使馆,简单说一下,马上决定由几个医生赶紧整理资料,然后自己看,回来后我就给周总理汇报,我在病报上写道:“除非出现奇迹,随时可以发生问题。”他看后就让我去口头再汇报。问,按你说就是没办法了?我说,随时就要出问题的。他问,他病在哪儿最主要?当然他知道,是肺部。他问,带的肺部的X片子上都有什么变化?我说有什么什么变化,同时又说了一句,那片子照得不好。因为我的确自己看的片子。他问,为什么照得不好?就这一句,比如我回答不出来,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而我恰恰看了照得不好,当时又问为什么照得不好。据说那个地方也是极“左”路线,说照得好的技术员政治条件不够。来照的这个技术员哪,政治条件是好的,但技术差一些。他说:“噢,这么一回事。”他又问:“什么机器照的?”这句话完全出我意料。我说:“我不知道。”好!这就把我问住了。他又问:“你看见那机器没有?”我说:“我没看见。”这不又问住了。他也没怪我。因为事实上我是没看见。他说:“好,你回去休息吧。”几个钟头后他又叫我了。他说,你再去,带一拨医疗组的人去。到了机场我们碰头,我一看哪,有个放射科技术员,我也是熟悉的。我一看放射科技术员,就明白周总理为什么问那句话。你说那儿的技术员不是政治条件好、技术不行吗?我派个政治条件好技术又好的去。如果这个技术员懂这个设备,知道是个什么型的机器,知道是要什么条件的,他就可以准备得更充分。所以他当时问我是什么机器,不是要问住我,而是要知道派一个懂得这个机器的技术员去。你看这个多深呀!像这种事情可以说常常有。比如说,我们经常按要求去了解病人的病况,写病报,周总理看完一般都要批示,同意,或阅、已阅等。他每次看病报也是非常感动人的。给周总理的病报并不都是印出来的,有不少手写的,他就用红笔逐字逐个标点符号都看一遍,哪个地方错了,就给你改好。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报上写了一句:病人今日体温37.8度。我写病报应该说已经是有锻炼了。周总理在病报旁边括了一个括弧,加写了“昨日37.2 度”一句。这句话对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你说37.8度,这是一个当时的情况,看不出一个趋向,是往好了走,还是往坏了走。他加写一个“昨日37.2度”,那就说明今天高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这病报没写好,我应该写“昨日37.2度,今日37.8度”。所以凡事都要细想,都要去考虑,不是一读而过。这是周总理的一贯的主张。

  他的调查研究很深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比如说,周总理召开一些工作会议,我们偶尔也在旁边。有这么一种情况:他到了,他就先看,问参加会议的谁谁谁怎么没到?有的人呢是有事来晚了,有的是秘书就没考虑到要找他来。他说,不行,请他马上来,一定要来。他真是细致啊!这时,他就不急着开会,他很忙,他在那儿先办别的事情,批文,批这个,批那个,大家等着,可以等上半个钟头,等这个人来了才开会。在对一个问题要作决定以前,他一定在关键性问题上问一些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或者是科学技术上的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哎,你说说什么意见?那人一说他的意见,我们就明白了,他的确是个关键人物。他调查研究不是说我调查研究,而是你们找来个人我调查。他知道谁是最懂得,要是这个人没来,他一定要等他来。他在病中还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听说云南个旧这个地方患肺癌的比较多,马上就把我们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同志找来,说:“你们知道什么情况,赶紧去调查研究。”他是一刻都不停留,马上就过问。他有时进手术室之前,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先把那个事情问清楚,说清楚。那时候国家做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画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这个图也是世界上创造性的工作,国际上很重视。因为咱们国家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病,比如说,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较多,在南方,在广州、广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较多,分图上都表现出来了。这项工作是通过调查800余万人得出的结果。而参与这个工作的医务人员,间接的和直接的近200万人,规模很大,时间很长。周总理很赞许这个事情,立刻要他们做一个沙盘,并把这个沙盘摆到他的病房里。沙盘上什么地区有什么病,一目了然。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周总理患病以后呢,我们有的领导就安排,在301医院对这个病赶紧做一些研究。当时我们医疗组的同志就定期去看。周总理很清楚,马上说:“你不要去。”不让我去,让其他外地两个同志去,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商议。因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别人会问,怎么我来看膀胱肿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细,我们都想不到的。他就是从总的方面,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

  过了几个月,医院里说发现一个好办法,用樨树碱,是一个抗癌药,中国有抗癌药,一种从樨树木来的,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有很多副作用,包括白血球降低了,包括尿血。周总理也知道这个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让我们去治疗过一个病人,是食道癌,用了这种药,副作用很大,所以他不愿意用。我们也知道不是不能用,因为不见得有好处,但是也可以考虑用。周总理说不愿用,我们也同意了。后来,叶帅就对我有意见,说我不相信中药。其实它也不是中药。中医当然我也不懂,但是我也接触很多。后来有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当着我面,跟叶帅说:不是吴阶平不同意,吴阶平是同意的。是我不同意,是我自己不同意。这是来解脱我,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让我有思想包袱,他对人的关心是没法儿说的。

  我受周总理的教育是很多很多的,有的可以说是周总理给我的一些特殊的教育。比如说,1956年1月14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时间很长。报告说到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是通过三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社会实践,一条途径是业务实践,一条途径是理论学习。我是1948年12月从美国回来的,回来以后,很快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引起我思想很大变化。我对周总理说:“您说的是社会实践,我有体会,您说的理论学习我也有体会,可是我在业务学习里头却没有……”他马上头一抬,说:“噢,那你说说你的业务实践是怎么回事?”我就稍微讲了讲我的医疗工作,说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当时国内对我的工作最重要的评价,就是对肾结核病有研究。肾结核病是国内当时一种常见病。我说我怎么怎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周总理听我说完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研究肾结核啊?我说,因为那是个常见病呐,病人最多啊。他说,你们过去作研究是这么作吗?我说,过去总是文献上作什么研究我们就跟着作,跟着洋人屁股后头,所以常常从文献到文献,文献里头做什么,我也做点或者补充一点,或者重复一点,根本与自己没关系,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解决具体问题。他说,那你不是跟你原来作研究不同?他说,所以你是从实际出发的,你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的,那你不是得到了吗?那你思想上不是有了变化了吗?这句话实际上就使我开了窍,他说你已经得到了,可你没有体会。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之后,周总理说,你是九大代表,我也是九大代表,你知道吗?八大的时候有个二次会议,所以开完九大你不要以为就没你的事了,你还得关心群众的事情,还得密切联系群众,还得做这个事情。八大有个二次会议,九大也许还有,有没有没关系,可是你还得关心群众,这么办吧,咱们俩来抓个点。这年的5月,北京礼花厂为庆祝“十一”国庆生产礼花时发生大爆炸,青年女工王世芬冒险去拉电闸,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事故,自己却被大面积烧伤。周总理看到这个报道。1958年“大跃进”时,上海有个邱财康,烧伤39%,救活了。王世芬烧伤99%,大面积三度烧伤。报道说,休克关、感染关都过了,抢救效果好。他说,你去跑,跑完回来跟我汇报情况,咱俩来分析,然后你再去跑。我想,1969年,“文化大革命”相当紧张,周总理日理万机,哪有这个时间。但他作了这个指示嘛,我就王世芬烧伤的事去了解情况。回来后我就给他汇报,说明烧伤的严重程度等。他说:她现在这么严重,成为新闻人物,新闻记者去谁能挡住?这是头一条哪,新闻记者老去干扰,她怎么能够好好恢复呢?第二条,她营养跟得上跟不上?那时候她的呼吸道、食管上都有烧伤了,烧得太厉害了,营养跟得上跟不上?第三条,那时候是6月,天气热了,她怎么度过这个夏天?他这句话我懂。因为他从抢救邱财康就知道了,等到烧伤厉害的时候,虽然邱财康面积只有39%,已经就有一个夏天不好过的问题。人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出汗,出汗就是挥发,实际上是挥发热。人被烧伤以后,尤其是三度烧伤,把皮都烧坏了,就不会出汗了,所以她就不好过。周总理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说得给她准备空调,这个他都想得非常细致。所以要控制新闻工作者,要保证她营养,要考虑她怎么度过夏天。然后我再去跑,回来再给他汇报,而汇报呢,也不能细说,他看到的问题比我们医生看到的医疗问题还准,有的问题准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我是泌尿科医生,那泌尿科问题我应该想得很清楚了,可泌尿科医生并没治过这种严重烧伤的泌尿问题,还不知道有些什么问题,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果然他问,王世芬泌尿系统有问题没有?我说,现在还没什么问题。而过了一段时间她泌尿系统出问题了。因为尿撒出来就沉淀了,尿壶里头就有尿碱了。因为她老躺着,尿在身体中也会沉淀,也可能有尿碱,就更容易得结石,果然她就出了结石。这些问题,使我知道,说是业务问题,可业务是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它总有道理嘛,怎么来认识?要很好地从全局来考虑,从全身来考虑。这件事使我就感觉到,在“文化大革命”这么忙的时候,周总理忽然想起让我去了解王世芬的病情,我想,就是因为当时我问了周总理从业务上怎么提高思想这个问题,他可能是在帮助我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要不然他那时候不会下功夫来跟我谈这个事情。所以说周总理对人的教育呀是有办法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

  周总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点多钟,弥留之际,他抬起头看见了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吴大夫,我这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一心想的还是别人。

  周总理关心别人,总是想着别人。北京饭店有一位朱师傅,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知道周总理病了,就老要给周总理理发、刮刮胡子,周总理就不让他来。他说,不要让朱师傅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会太难受的。周总理没病以前,那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在北京饭店旧楼,有次周总理去理发,朱师傅不小心一下划破了一点,朱师傅很紧张。他对朱师傅说:不是你的事,我一咳嗽,这就怪我。朱师傅后来在周总理身后为他刮的脸,当时他真是痛哭流涕呀!周总理一天的生活,尤其到了人民大会堂办公,到夜里2点多钟才回西花厅。回家以后床上有个架子,躺在床上垫着批文件,看材料,又得两个钟头左右,可能到4点钟左右才睡觉。睡觉起来10点钟、11点钟。到卫生间就是办公,有的事在卫生间就要处理了。

  膀胱癌的特点就是容易复发。1974年5月,周总理出血很厉害,那样要输血了。可他绝不同意,说是毛主席接见外宾需要他去参加的,先打个招呼今天需要什么治疗,能够调整一下时间。结果有一次正在那输着血,忽然毛主席在那见外宾了,周总理也不准许我们说正在输血,拔掉针头就去参加。所以他考虑自己的身体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工作是第一位的问题。

  周总理的病一次一次老复发,老复发我们就很担心,老复发就说明长癌的趋势在那儿。1975年夏天,他忽然得了带状疱疹,俗话叫缠腰龙,一般都半边,它是根据神经来的。他得了一个头部的神经的带状疱疹,这是很痛苦的。从前以为带状疱疹叫作终生免疫,得了一次就不得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得了一次还可能再得的,而且体力健康不好了才得这个病,使健康状况更加下降。他故去以后多年慢慢研究才知道,得了这个病以后对促进癌的发展是很严重的。所以在1975年的夏天以后他情况就不好了,9月那次泌尿科的手术后就不能做了,细胞变了,主要靠放射治疗,不能靠手术了。他的身体是全面的崩溃,抵抗力一点都没有了。身体抵抗力一点都没有,这当然和他长期工作担子重、精神上受折磨,尤其是受“四人帮”的折磨都有关系。

  周总理总是说:把我推上这个历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来把工作做好。所以一辈子都是贯彻这么一个主导思想,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有一个材料介绍,周总理故去以后,联合国那时的秘书长是瓦尔德海姆,奥地利人,马上就提出下半旗致哀。有的国家就提意见,说过去我们这些国家领导人故去,你们也没有下半旗,那是不是今后我们国家领导人故去你也下半旗?他说,你们告诉我,以前或者以后,有没有谁说他身后一分钱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为了国家,你们国家要有,我也给你下半旗。没有人说话了。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泌尿科专家)

(责编:张鑫、唐璐)

光辉一生

全党楷模

周恩来纪念场馆

国内纪念地 海外纪念地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 巴基斯坦周恩来路 巴黎花神咖啡馆 朝鲜咸兴周恩来铜像 德国柏林联邦大道 日本岚山诗碑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