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周恩来与张伯苓

抗战日期，张伯苓在重庆。后排右一为邓颖超

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一生致力教育，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及重庆南开中学，成为中国私人办学的典范。周恩来是张伯苓的学生，毕业于南开中学，后入南开大学。1920年11月由南开范孙奖学金资送赴法勤工俭学，被张伯苓称为“南开最好的学生”。

　　在国共合作破裂的白色恐怖年代，张伯苓与周恩来很长时间未能互通音讯。“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作为天津学界抗日救国会主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张伯苓甚至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为此，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1936年5月15日于瓦窑堡致函张伯苓，信一开头便说：“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南开被侵华日军炸毁，举校南迁。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是奉命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此之前，张伯苓还在重庆沙坪坝新建南开中学一所，为南开筹款，奔走重庆、南京、汉口、长沙等地。这样与周恩来便有了见面的机会，通信也更多起来。1937年10月，南开大学学生辗转到达南京，一些同学要求投笔从戎，张伯苓立即写信给周恩来，介绍他们去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接洽。不仅如此，凡有亲友愿去陕北投奔革命根据地的，他也一一介绍。1937年12月16日，给周恩来写信：

　　翔宇（周恩来字翔宇———笔者）贤弟大鉴：

　　兹有南开校友杨作舟君原任所得税事务处湖北办事处收发主任，近以国家危急，拟投笔杀敌，赴陕北工作。用特专函介绍，即请为委用。

　　1938年1月16日，张伯苓再函周恩来介绍罗沛霖：

　　翔宇贤弟鉴：兹有南开校友罗君沛霖愿到贵军作无线电设计制造及修理工作。查罗君于1931年由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科。1935年在交大毕业后即服务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工厂，旋入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部工作。为人聪颖干练，学力极佳。爰驰书介绍，希酌予任用是幸。

　　罗沛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机电部科委副主任，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年4月22日张伯苓又为南开大学助教傅大龄介绍：

　　翔宇贤弟鉴承：

　　赠玉照经何先生转交收到，谢谢。兹有南开大学毕业生傅大龄君，曾担任母校物理助教数年。人极诚笃，作事努力。现拟赴陕北投效，俾积极参加救国工作。苓特为介绍，即望赐予接洽，并酌量委派工作是所至盼。

　　1938年5月，张伯苓为重庆南开中学筹款来到武汉。当时武汉云集了许多南开校友。在南开中学时比周恩来低一班的吴国桢时任武汉市市长。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负责人，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也常驻武汉。张伯苓到武汉后，南开校友奔走相告，他们集合了108名校友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张校长。周恩来偕邓颖超及刘清扬联袂而至。周恩来身穿藏青色哔叽中山装，浓眉朗目，神采奕奕。他的到来，会场顿时热烈起来，他亲切的问候校长，并和校友一一握手。会间，张伯苓请周恩来向校友讲话。周恩来向校友们分析了抗战形势，并指明抗战的前途，同时深情地回忆了在南开所受校长的教诲和南开精神的熏陶。他说：“南开除严格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二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张伯苓认真地听着周恩来讲话，他从心眼里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他亲切的称呼“恩来”的名字，而不加姓。会上还放映了有关南开和校友们的幻灯片。当映出长征途中戎装而又蓄着鬓须的周恩来形象时，张伯苓用手杖指点着对大家说：“这个脑袋要值10万块钱呢！”在场的校友都知道，抗战以前，蒋介石曾以10万元的高价悬赏周恩来的首级，当时有的校友笑着说：“校长，您可以领着周校友到蒋先生那里，向他要几十万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式吗？”周恩来笑了，张伯苓和校友们也笑了。这次，周恩来应张伯苓之邀，答应参加为南开的募款活动。几天后，吴国桢在三教街的市长私邸宴请周恩来及魏文翰、施奎龄等校友。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请周恩来、吴国桢、何廉、范旭东等人吃饭，商讨建设后方南开的大计。

　　张伯苓在武汉时，曾由吴国桢陪同到武昌中华大学演讲。该校陈时校长致欢迎词表示：“‘中华’愿在南开带领下，跟着南开前进”。张伯苓在演讲中说：“我在北方，经常想到华中，想到华中，就想到‘中华’。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接着，他又说到给周恩来写信的情况：“最近，我乘船过三峡，过滩时，船上和坡上的人同心协力动手绞滩，平安渡过险关，我有感如此，回来写了信给周恩来同学，我说国共两党只有同舟共济，协同努力，战胜恶浪，才能冲破难关，获得胜利。”

　　6月9日，张伯苓又给周恩来写信，介绍去陕北的青年：

　　翔宇贤弟大鉴：前在汉畅叙甚快，兹有刘君念悌，为上海实业界闻人，刘君鸿生之公子，曾在日本留学，又在四川水泥厂供职，现有志赴陕北工作，故特为介绍乞抽暇接见为盼。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重庆，与张伯苓有了更多的接触。当时张伯苓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住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的教职员宿舍———津南村。这里很快成为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之一。翁文灏、谭仲逵、傅作义的家属及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等都住在这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陶金、舒绣文、钱千里等也常常去津南村。国民党要人张群、吴国桢、张道藩、张平群等也常有往还。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抗日，经常到重庆南开中学，拜望张伯苓，有时也到他的老师伉乃如家。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张伯苓邀请，从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南开中学。当他与邓颖超在张伯苓陪同下走进学校礼堂———午晴堂时，收到南开师生长时间的热烈欢迎。不仅礼堂内座无虚席，连过道、窗台都挤满了闻讯赶来的附近学校的师生。张伯苓亲自主持会议，并向全校师生介绍周恩来。周恩来站在讲台上，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全场，他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老师有的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们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接着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青年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说：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他还结合实际对南开的“公能”校训作了新的解释：“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神圣的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讲话结束后，张伯苓设宴招待周恩来，作陪的有周和邓颖超的几个老同学，还有几位学生代表。当周恩来得知几位同学都是南开中学话剧队成员时，十分高兴，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在学校时演出话剧的情景，勉励同学们用话剧这个武器为抗日救亡宣传出力。1月9日，周恩来出席了南开校友会在城内陕西街留春幄餐馆举行的新年聚餐会。晚上，又到南开礼堂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希望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

　　这一时期，张伯苓仍然不断介绍先进青年赴陕北工作，有时让他们持函去曾家岩50号或红岩村直接面见周恩来。周恩来返延安不在重庆时，张伯苓便直接写信往陕北。1939年7月，周恩来因骑马跌伤，导致右臂骨折，张伯苓得知后，立即致函问候。8月18日再次写信：

　　翔宇贤弟惠鉴：顷接覆电，悉尊伤未能即愈，不胜惋惜，惟远祝吉人天相，早日获痊。并祈好自摄护，为国珍重。颖超闻已前往，谅早到达，伤势日来如何，请随时示知，以免悬注。兹有李梦九君，曾在南中任教，不日将有陕北之行，李君对于贤弟，心仪已久，届时拟踵寓晋谒，藉另馨亥文，特为绍介，希即进而教之是幸。

　　悠悠赤子心，拳拳南开情。抗战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往来体现了师生之谊，也反映了一位伟大革命领袖对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怀。他们的诚挚友谊，他们的道德风范一直流淌在南开人的心中。他们交往的佳话时时激励着南开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