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殚精竭虑治水患【4】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巡视长江时，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引汉江水补黄河水的设想。这个设想是科学的，可行的，周恩来十分赞同，大力支持。在他亲自过问下，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作出了以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为控制工程的治理汉江、开发汉江、引汉济黄乃至引水至华北的汉江流域规划（简称汉流规划）。周恩来看到这个规划后，很满意，把这个规划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很满意。这个规划又经两年酝酿充实，形成了治理长江、南水北调工程的蓝图。这是当年中共中央抓的最大水利工程，牵动国家许多部门和几个大省。

1958年2月，毛泽东把治理长江、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恩来，这些问题今后就由你来管吧！毛泽东边说边伸出四个手指头比划说：“一年抓四次。”周恩来爽快地答道：“好，我来管。” 周恩来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就在毛泽东交给他这项任务的当月（即2月）底，周恩来出访朝鲜刚刚回国，来不及休息，就赶到湖北，视察长江三峡。周恩来在视察长江的“江峡”号轮船上，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关于丹江口水利工程的情况汇报。当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问，是否确定搞丹江口水利工程时，周恩来果断回答：“同意建设丹江口水利工程，现在就应积极准备，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工。”

周恩来管这个工程，费尽了心血。仅仅举他听取汇报为例，即可看出他在治水中花费了多少心血。周恩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湖北，都经常听地方和中央的水文专家和水利专家的汇报。在听汇报中，周恩来得知，旧中国的长江水文资料很不全。特别是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记录，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周恩来考虑后，提出，可以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分析上下游各个洪峰之间的矛盾，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针对资料误差的缘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对缺少资料的支流，就以该支流应有的来水量去修补相关洪峰的形状。据当年一些参与治理长江的同志回忆，水文专家按此办法做，在长江水文资料整编中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重量达一吨多记录100余年的长江水文资料，经过整编成册，成为建设长江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要周恩来一年抓四次，实际上，周恩来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据当年一位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水利工作的领导同志说，每次他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1958年初，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决定把这位同志起草的《长江流域规划报告》拿到3月在成都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以便中央对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做出正式决定。周恩来为了使这个报告和其他材料更充分，使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研究时便于下决心，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周恩来这次查勘活动由李富春、李先念陪同，中央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和苏联专家等约100多人参加。他们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在船上，周恩来听取汇报，主持讨论，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在三斗坪还实地看了三峡坝址，并将坝址岩芯带给毛泽东去看。周恩来沿途经历十多天的劳累，顾不上休息，又于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成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专题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重要文献。

中央成都会议同时决定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工。为了迅速执行这一决定，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由王任重主持该项工程，对中央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当年跟随周恩来参加领导这项工程的领导同志回忆：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兴建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与干扰，但所有这些都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发生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决定工程停工进行加固补强。经过采取补强加固措施，使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以后，又产生了是否复工的新问题，也就是继续把工程做完还是下马的问题。后来由于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议，利用丹江口已浇100万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础，提前发挥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复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虽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影响，但还是胜利建成了。丹江口水利枢纽虽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却非常显著。尤其是防洪，几乎改变了原来江汉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其他如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所以周恩来指示，要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防洪、发电、灌溉、航运、水产养殖“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国内外展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