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3】

周恩来负责统筹六大的全过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了代表资格、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8个审查委员会委员，还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并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问题报告。随后，他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4个专题委员会。周恩来担负的工作异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赏识和信任，组织大会开得比较成功。

7月9日，大会通过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会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5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

共产国际强调“工人成分”而被捧上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因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有限，在工作中无法起主要决策作用。周恩来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贯彻执行中共六大精神和在实践中加深认识与继续探索会议确定的革命道路、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任。从1928年11月回国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整顿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莫斯科直谏斯大林

随着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特别是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内战爆发后，工农红军的力量有了显著的发展，党内的“左”的急性病又重新抬起头来。“左”倾思想的抬头，同共产国际的指导直接有关。

1929年，共产国际接连给中国共产党发来四封指示信，本来，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继续反“左”，而共产国际受到联共（布）党内反布哈林斗争的影响，却是着重反右，所指出的各项政策都偏“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最后一封，它对中国国内形势的估计同六大时相比显然有了很大变化，作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论断：“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从这种判断出发，他们提出：“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给中国共产党以重大影响，同时也给周恩来很大影响。1929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来信要求反右倾时，周恩来发言说，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右倾的危险。会议决定接受国际训令，由周恩来起草决议案。5月30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南京路举行纪念“五卅”运动4周年的示威游行，周恩来、李维汉亲临现场观察并指挥。这种做法不适当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显然是“左”的冒险行为。在1930年2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革命形势也作了过高估计，他在发言中说：目前党的任务，是在军阀战争继续、群众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夺取政权。他还说：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这些口号显然是不正确的。2月26日发布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通告第七十号》，《通告》基调是向“左”的倾向发展。

周恩来虽然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在纪念“五卅”运动4周年的示威游行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指明斗争前途的开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争是一步步的开展，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高的幻想。10月3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说：“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条件之下，举行公开的向敌人示威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必须首先注意到群众的情绪与决心，决不可单凭主观来决定示威。”“如随随便便的单凭着主观来决定示威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备，不能有充分的发动，则结果真将成为玩弄示威”，“这一点要求你们特别注意”。

1929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设立。远东局在上海设立不久，就与中央发生了意见分歧，产生分歧的具体问题有少量在双方的会谈和协商中得到了解决，但是多数分歧不仅未能化解，而且越来越尖锐，直至诉诸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双方没法达成共识的最大分歧，最初来源于远东局1929年10月《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中共在对待富农、广西军阀俞作柏、建立红色工会等问题上存在右的倾向，对陈独秀的处理也有方法不对的地方。中央政治局看到这份决议后十分不满，12月6日召开会议对其进行讨论。会议一致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为了解决争论，12月10日、13日、17日，远东局成员与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周恩来、向忠发举行3次联席会议，讨论分歧问题，但是会上双方争执不下，诉诸国际执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