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2】

纠正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和主持召开党的六大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带着尚未康复的病体辗转从香港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罗明纳兹指导下进行，他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中心及指导者”。根据罗明纳兹的提议，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到处分，但他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经共产国际建议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

此时的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受斯大林和罗明纳兹“革命高潮论”的影响，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赞成城市中心论的。关于这一点，他在1960年7月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和处事谨慎，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

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极力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自然，周恩来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也还很有限，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的。他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装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远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主要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出了关于接受国产国际决议的44号通告，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会上，他依据自己对中国革命情况的了解，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形势的正确分析，但不同意共产国际在农村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问题上对中共的批评。国际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乡村只能配合城市的发展，不能跑在城市的前面，即要乡村去等待城市。而周恩来认为：目前乡村的确走在了城市的前面。因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农民占了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这种不平衡是必然的。他不同意让乡村去等待城市。他说：“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过去城市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的形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他提出：我的这种与国际主张不同的意见，可以拿到六大上去讨论，以便作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并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此之前的6月9日，中共“六大”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瞿秋白和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到达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同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分析论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他指出：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会有几个浪花。周恩来认为斯大林的看法是正确的。14、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了一次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六大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六大会议期间，中共领导人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空前密切接触，加深了相互了解，对斯大林、布哈林更为尊敬、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