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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重个人名位 曾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

刘焱

2017年02月08日17:5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恩来“立大志,不存大己”的高尚人格,还表现在他正确对待个人名位,他看重品德、名誉,而不重个人名位。

周恩来青年时代就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既努力学习“做事”,又努力探索“做人”。做大事要立志“革新”,做“伟人”要立志“革心”。他很珍惜道德意义上的个人名誉,甚至把个人名誉看作是“人生第二生命”,但他反对追逐个人利益的名位,指出不能“有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或“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周恩来年谱》第19页。)

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组织起来,个人如果离开组织是微不足道的。他时时把自己看成党组织中的普通一员,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地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名位。他从内心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尽的职责,都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支持的结果,一切荣誉应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所以他从不宣扬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

在重庆时,他不让《新华日报》刊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我驻外使馆挂有他的像,便恳切地让他们取下来;他坚决不同意把他在延安、淮安的故居辟为纪念馆;参观农民讲习所旧址,看到他的照片比别的教员大一些时,就要求换成小一些的,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超过他们”;他到工厂、农村、部队视察工作时,总是再三地对随从摄影记者说:“少拍我,多拍其他领导同志,多拍人民群众”等等。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他不追求个人名位的行动,是高尚品质的自然流露,是崇高人格的外化,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出头露面的事总是让别人干。他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总结性的意见。事实上,从1928年到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实际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名义上的第一把手。红军长征时,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人多为筹码,要挟中央,如不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给他更大的权力)便“无法顺利灭敌”。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为团结张国焘,周恩来同毛泽东商议后,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这与那些延揽权位、争功诿过、突出个人、甚至欺世盗名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人们对周恩来的辉煌业绩、高尚人格研究的比较多,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实干家、高超的组织者,而对他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宣传比较少。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创造精神、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比如,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方面,周恩来是做出了突出的重要的贡献的一位。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1927年3月,他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8月1日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927年秋至1928年初,全国许多地方的起义先后失败了。但有些地方的起义,像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保留下来的队伍及时总结经验,改变攻打城市计划,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进军,创建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陆续创建了一些小块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在领导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中,除肯定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外,还继续进行探索。1928年1月初,他起草的《中央致江西省委信》中指出了在南昌、九江等南浔铁路沿线进行暴动“必致流产”,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实行全省农村的武装割据,然后汇合起来,在各种条件成熟时,才能攻打该省主要城市的宝贵意见。这时,表明他已开始挣脱苏联“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已经萌生。在党的六大会议上,他因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强调根据中国情况,应重视农村工作,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受到许多代表批评指责。

六大以后,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他继续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探索,多次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交流各地经验,特别是肯定和推广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和根据地的经验。(刘焱等主编《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第63-65页)

本文系《周恩来精神风范》节选

(中央党校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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