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縱覽》刊發葉介甫署名文章《外國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來》，其中提到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與毛澤東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國的外交路線、方針、政策，並且以其非凡的才能，卓有成效地貫徹執行，使社會主義新中國一掃舊中國任人欺凌的屈辱面貌，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贏得了國際上的普遍尊敬和贊揚，基辛格稱周恩來“是我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現將原文摘編如下：
基辛格，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作為一位現實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間，基辛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中心作用，並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在他撰寫的《論中國》一書中這樣評價周恩來：“他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個子不高，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擔任總理已有差不多22年，與毛澤東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為毛澤東與毛澤東為之規劃宏圖的人民群眾之間重要的紐帶。他把毛澤東的遠大理想化為具體計劃。同時，他還因為給毛澤東的過激之處降溫——至少是在毛澤東滿腔豪情容許的范圍內盡可能這麼做——而贏得了很多中國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來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系中的很多隱患。中美和解起於冷戰期間的一種戰術，后來演變為新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們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我們的對話得以進行正是基於這一點。但我們也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這些共同目標在我和周恩來都退出歷史舞台后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政治家的最大榮耀。”
1998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人民日報》駐美國記者李雲飛來到位於紐約市公園大道350號26層基辛格事務所專門採訪了基辛格。採訪中，基辛格握著記者的手，誠摯地說：“我對周恩來是有感情的。如果你不是中國記者，我還真抽不出時間來接受採訪。”
落座后，記者請他談談對周恩來的印象。基辛格說：“周恩來智慧超群、學識淵博、道德高尚，無論對哪個國家來說，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見過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是百裡挑一的人物。
當談到20世紀70年代初他秘密訪華的經歷時，基辛格顯得異常興奮。他說：“那可是一個偉大的時刻。我那時有關中國的知識全部來自班子裡的助手給我准備的那一堆材料。當時，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神秘的國家’。但是，當我與周恩來在一起會談時，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是兩位大學教授在探討國際形勢，互相啟發，談笑風生。周恩來了解國際形勢的深刻程度是驚人的。”
在談到周恩來的外交風格時，基辛格說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說，“我和周恩來的會談通常都是從下午3時開始一直談到晚上，甚至半夜，隻在吃飯時才停下來。在這麼長的會談時間裡，從來沒有人進來請他去接電話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總是顯得那麼從容不迫。這不僅說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對客人的尊重和禮貌。”基辛格說，他曾開玩笑地對周恩來說：“如果你到華盛頓來，我會感到難堪的，因為那裡的高級官員做不到這樣。”他還感慨地說，“周恩來對人謙虛禮貌是處處都體現出來的。盡管我們之間級別不同，周恩來卻不拘禮儀，堅持會談要在我住的賓館和人民大會堂輪流舉行。這樣，他來拜訪我和我去拜訪他的機會就會一樣多。我當時只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而不是國務卿。”
基辛格認為，周恩來的卓越外交才能和實事求是的作風，還可以從1972年中美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反映出來。他說，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傳統和通常的寫法，將共同點寫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話加以掩蓋，看起來似乎共同點很多，實際卻不然。周恩來看了以后說：“沒有人會相信這個的。”后來，中方交給美方一份備忘錄，它的寫法是先把雙方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列出來，然后再談共同點，這樣反而使共同點顯得更有分量。於是美方接受了。基辛格深有感觸地說：“兩國之間公報的這種寫法，我以前從未見過。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而實際上這是一份很好的公報。”隨后，基辛格又講了一個小插曲：1972年尼克鬆一行訪華參觀十三陵時，有關部門的人為了使場面熱鬧些，在大冬天組織一些小孩子穿著花衣服在那裡唱歌跳舞。一位美國記者在報道中對此提出疑問，認為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來知道后，當面向尼克鬆、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並對這種弄虛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評。這件事使基辛格對周恩來更加欽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