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長明
（本文節選自圖書《大智周恩來》作者：胡長明 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國人崇奉兩種人格類型，一種是孔子所津津樂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種則是孟子心儀神往的“大丈夫”人格，兩種人格相互映襯，又相互補充，像兩道交織的光環，又像兩座高聳的雪嶺，吸引著孔孟后學為之趨赴。
中國歷史上將“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於一身的可謂鳳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諸葛亮，當代則首推周恩來！
孔子對“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樣，綜覽起來不外是溫文爾雅、謹言慎行、誠實厚道、彬彬有禮。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徑則為內省式的、收斂性的。與之對照，孟子設計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現為“居天下之廣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對君子來說，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徑則是張揚式的、開放性的。無論是君子的品格，還是大丈夫的氣質，都可以在周恩來身上找到它們的影子。
詩為心聲，知人論世，觀詩最為切要。周恩來早年的兩首詩作，最足以反映他對“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雙重傾慕。
早年周恩來在致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群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這種退讓為懷、甘願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虛懷伴隨著周恩來的一生。虛懷的品格輔之以臨事而慎、誠信不欺，使周恩來進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來東渡扶桑，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行前，周賦詩一首以壯行色而明本心，他寫道：“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詩中表現出的沖天豪氣和執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懷嗎？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對周恩來投身刀光劍影的共產革命不理解，或者認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與共產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認為他抓住了一個表面動人但實質上不適用的意識形態，但不管人們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來都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路，並為之忍勞苦制嗜欲，不達目的不罷休。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恩來又是直道而行、寧折勿彎的大丈夫。
周恩來早年便喜歡拿諸葛亮和曹操相比較。他認為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綸巾、寧靜淡泊、以德服眾，鑄就了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風雲之氣、堅忍不拔之操，乃是諸葛亮之所以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來看來，曹操稱得上是大丈夫，但無資格躋身君子、聖賢之林，因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詐為利，以偽為真，予人以可譏可恥之據。周恩來仰慕諸葛亮，諸葛亮的名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來終身的座右銘。
周恩來的君子人格集中體現為濃烈的人情味，人們首先將他作為一個深富感情的人來看待，然后才把他當作一個共產黨人來看待。周恩來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產黨員不是六親不認的。”1939年，周恩來回到故土浙江紹興動員抗戰，特意抽空拜訪了祖父周攀龍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來去祭奠家族的墳地。按照老規矩，他對家族首腦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慶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他說：“給了我一切的母親的墳塋在日寇佔領的浙江。我是多麼希望能夠馬上回去給她老人家掃墓呀，這是一個獻身革命獻身祖國的游子可能為自己的母親所做的最起碼的事。”凡是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來的大丈夫人格則集中體現為對理想的追求。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種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種利誘，更可以忍耐數不清的艱難困苦。大革命失敗后，他第一個站出來組織南昌起義，另起爐灶﹔抗戰時期身處國民黨陪都重慶，財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來不為所動，而對延安的黃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蔣介石為不能收買籠絡周恩來感到相當的遺憾。
周恩來就是這樣，既為溫文爾雅的真君子，又為浩氣凜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難為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