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謹
原標題：周恩來嚴格自我批評
周恩來在作報告。
周恩來一生高度重視黨性修養，其重要特征就是勤於作嚴格的自我批評。1942年9月16日，他為《新華日報》副刊《團結》撰寫發刊詞，開宗明義要“吾日三省吾身”，強調這種“反省功夫”對個人和政黨的益處。
新中國建立后，在不同場合，他又多次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自我批評”，“要經常反省”，“經常‘洗澡’”。周恩來堅持知行合一，既積極倡導又身體力行。他從不居功自傲、文過飾非，總能以嚴格甚至苛刻的標准要求自己，經常自我反省，以真誠而嚴肅的態度作深刻的自我批評，使自身的黨性修養不斷得到完善。在特殊的時期、關鍵的時刻，為了維護黨的團結，推進上下同心，周恩來始終以大局為重，在困難面前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不惜犧牲個人的名利，主動承擔責任，以自我批評的方式化解了無數的矛盾和風險，使黨和國家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彰顯了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檢視問題、糾正錯誤
中國革命處於探索階段時，形勢錯綜復雜，難免遇到挫折，出現各種失誤。在此過程中，周恩來胸懷坦蕩，面對問題不是隱瞞回避，而是主動認領，知錯即改，並誠懇道歉，自覺作自我批評。
1934年初，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連續失利，黎川失守的責任被歸咎於閩贛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蕭勁光。周恩來出席公審會，並被指定為公訴人。公審大會判決蕭勁光5年監禁，開除黨籍、軍籍。一年后，周恩來找蕭勁光談話，表示搞錯了，恢復了蕭的黨籍、軍籍。后來，周恩來曾多次檢討這一錯誤。延安整風期間，他又專門同蕭勁光談心，十分坦誠地說：把你搞錯了，這是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至今深為內疚。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了具有轉折意義的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檢查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軍事指揮的經驗與教訓。會上，周恩來作副報告，鮮明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為會議的順利推進發揮了很好的導向作用。后來，毛澤東在談到遵義會議的召開時，特別強調“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3月25日，周恩來在准備西苑機場檢閱和引導領導人前往香山過程中，因情況不明，先后兩次嚴厲批評了當時分管安全保衛工作的察哈爾省社會部部長揚帆。獲悉實情后，周恩來知道批評有誤，專門找到揚帆，說：“揚帆同志，對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來向你作檢討的。”接著又說：“那天我對你的兩次批評，是我犯了主觀主義錯誤，錯怪了你，給你思想上造成了負擔，請你對我批評幫助。”說完之后，周恩來緊緊握住揚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反思歷史、汲取教訓
中共在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經歷過無數的曲折，周恩來置身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產生困惑，留下一些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周恩來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對歷史教訓銘記在心，經常反思，利用各種機會毫無保留地“曝光”自己，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
在延安整風期間，周恩來初期在重慶，按照中央統一要求，領導南方局開展整風運動。在整風學習中，他“在大會上系統講述陳獨秀的投降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和王明先是‘左’傾后是右傾錯誤對革命造成的危害”。“他特別把自己擺進去，不止一次地講自己所犯的錯誤，當眾作嚴格的自我批評。”
1945年4月，周恩來經過深入思考和實踐總結，在中共七大上作《論統一戰線》的發言，對黨的統一戰線歷史作了系統回顧和精辟分析。而在此過程中，他沒有忘記對自身問題的檢討，坦誠地說自己在此期間“犯了不少錯誤”，“今天我講統一戰線的經驗，覺得應該看到錯誤的嚴重性”，並毫無保留地作了具體剖析。他指出：“當時在武漢做領導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游擊戰。”
1960年7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於北戴河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內容為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關系的報告。報告中講到南昌起義，他進行了冷靜反思，指出：“南昌起義本身是正確的，但在領導思想上有錯誤：單純軍事行動，中心是城市觀點，沒有跟當地農民結合起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
彌合分歧、維護團結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探索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在黨內，有思想的共識，也出現過認識的嚴重分歧﹔有和諧的氛圍，也出現過矛盾沖突的局面。但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周恩來始終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堅持人民至上的原則，審時度勢，顧全大局，善於用自我批評的方式化解矛盾、彌合分歧、維護團結。
1930年，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和瞿秋白主持糾正了李立三的盲動主義錯誤，整個工作轉向正軌。但1931年1月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主導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舉行，全盤否定六屆三中全會，以對李立三“搞調和主義”為由把周恩來作為事實上的批判對象，試圖逼其退出政治局，脫離黨的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的環境中，面對黨內嚴重的分裂危機和派別分歧，周恩來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主動承擔責任，不為自己辯解，而是懇切地說服有對立情緒的同志不要意氣用事，要精誠團結，使黨避免了一次大的分裂，度過了那段十分艱難的歲月。
從1956年開始，周恩來就敏銳地發現，我國經濟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急躁冒進問題，不良后果逐步顯現，積極主張“反冒進”，並在實際工作中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但這在當時遭到了抵觸，受到了誤解，特別是到1957年秋，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之后，在多次黨內會議和公開場合，“反冒進”遭到了激烈抨擊。周恩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接二連三的嚴厲批評，被迫作出公開檢討。在后來總結“大躍進”運動教訓時，周恩來沒有因為當初受委屈而袖手旁觀，為維護黨的團結，避免各種推脫、責難和紛爭，他依然主動承擔責任，表現了博大的胸懷和政治遠見。1962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說，“當年搞鋼鐵，別的讓路，也是我在那裡督戰的，結果把大家搞垮了”，“這還不是自己的錯誤？”他常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1973年7月，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評論了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后的世界形勢，認為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毛澤東對這一看法表示反對，並提出批評，指出：經常說什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面對如此嚴厲的批評，周恩來作為主管外交工作的國家領導人，沒有上推下卸，而是主動承擔責任，在給外交部的信中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他還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檢討。對外交部的同志，他只是和緩地要求：“望你們也應以此為鑒，發揚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會來交換意見。”周恩來不顧自己，無數次用單薄的身軀為戰友和部屬抵御風寒，在危難的時刻為他們送去慰藉，耀眼的黨性之光散發出濃郁的人性暖流。
（摘編自《黨史博覽》2021年第10期 張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