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經濟發展需要國際合作 要開門建設

工業文明改變了世界生活的樣式。早在1848年馬克思便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隨著20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劇，對外開放成為每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和動力。

　　周恩來是胸懷世界、深具戰略眼光的政治家。抗日戰爭時期，他在為中共爭取外交生存空間的過程中，就表達了在戰后與美國為代表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廣泛合作，開展經濟技術交流的強烈願望。1944年8月，由周恩來草擬、毛澤東批准發出的《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雙方有利的原則下，我們歡迎外國投資與技術合作。”他當時認為，中國的工業化隻有依靠自由企業體制和外國資本的援助才能實現。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指出：“生產建設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白主。美帝國主義封鎖我們，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國土義屈服。”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卓越的外交家、管理者和戰略活動家，周恩來又為中國經濟建設爭得比較好的外部環境和盡可能多的經濟技術交流機會，以及獲得對外開放和向外國學習的條件而竭盡全力。他提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求同存異”等外交思想，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壘障，是對戰后國際關系中強權政治、冷戰對峙的否定，反映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願望，成為國際關系中普遍承認的基本准則，並有助於中國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1956年3月4日，周恩來向出席全國基本建設和勞動工資等11個專業會議的代表作報告時，闡述了正確處理中外關系，向一切國家學習，開門建設的思想。他說：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國家，我們怎樣擺脫經濟、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長處學來，融會貫通，用於中國的實際。“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點長處，我們都要把它學來。”這是對此前隻能借鑒蘇聯經驗，隻能學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向其他國家學習的錯誤傾向最早的批評。隨后他更明確地指出：“我們不僅要向蘇聯學習，向兄弟國家學習，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國家學習”，包括學習“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並強調“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1956年9月，周恩來在中共八大所作“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中說，那種認為經濟建設可以依賴外國援助，不要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想法是錯誤的﹔而“另一種關起門來建設的想法也是錯誤的”。中國不僅在實行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需要同其他國家發展和擴大經濟、技術和文化交流，而且在實現了工業化之后，“也不可能設想，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萬事不求人了”。由於國際局勢日益趨向緩和，“我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的聯系，必然會一天比一天發展”。針對美國的封鎖禁運政策，周恩來從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出發，自信地宣稱：“這個不合理的人為障礙，遲早是會被掃除的。”

　　進入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繼續強調要處理好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的辯証關系，確認自力更生建設獨立經濟並不排除和拒絕平等貿易、互通有無、技術進口和相互援助。特別是不發達國家尤其需要發達國家的技術和設備。“在現代，每個國家都不能閉關自守、孤立起來。”1964年4月23日，他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日本經濟的發展，不光是靠國內，同時也靠國際市場。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經濟技術達到現代化的水平，也需要進行國際間的合作。”他堅持不懈地發展中國與美國、日本的民間貿易往來，為70年代初實現中美、中日關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礎。美國合眾國際社的一篇評論認為，周恩來經濟計劃中“有一個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就是要引進更多的外國設備和技術。這樣做的時候周就把中國的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不可避免地拴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甚囂塵上，導致開展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如履薄冰，動則得咎。周恩來身處復雜的政治環境，仍一直與對外關系上存在的那種“左”的錯誤思想進行斗爭。他頂住“四人幫”把對外交往斥為“洋奴哲學”的極左思潮，盡力為中國引進經濟建設所急需的關鍵技術和設備。1973年，他痛心地指出，有的出國考察代表團考察回來，不敢講外國人的長處，好像一講就給我們臉上抹黑。既然如此，又出去干什麼?“不敢談人家的長處，也不敢談我們的短處，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在周恩來看來，極左的做法，說得好，是空想﹔說得不好，就是破壞。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繼承和發揚周恩來的對外開放思想，中國經濟才從對外交往中獲得更為強勁的動力，中國人也才真正了解到這個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

本文系《大智周恩來》節選　 作者：胡長明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